首钢启示录（上）——从一个企业的改革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首钢启示录（上）
——从一个企业的改革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
本报记者　艾丰
编者按：首都钢铁公司改革的成功经验，报纸已经报道过多次。本文则是着重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角度观察思考首钢十年改革。怎样理解承包制？企业改革如何深化？整个改革思路怎样进一步廓清？两个基本点为什么必须统一？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历史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出的考题，是严肃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为了它的实现而抛头颅、洒热血；50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它覆盖全国而敲锣打鼓扭秧歌；到了80年代，正当改革真正释放出它的优越性的时候，海内外飘来的乌云却给它罩上了阴影。
有这样一个大企业，它10年改革的成绩，犹如一缕强劲而明亮的光束，穿透迷雾，投射到思维的田野。
首都钢城，闪亮着启示火花。
首钢——不怕横比
讲首都钢铁公司10年改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数字：
10年，上交国家7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6亿元，共为国家贡献96亿元，相当于10年增殖了9个首钢。这以前的30年，相应的数字是32亿元。改革中的1年等于改革前的10年。
或许说，这还是惯用的“自己同自己”的“纵比”，那好，把它放到国际大赛场上去“横比”一番：
首钢1988年净增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3万美元／人年，比10年前提高2.6倍。同期，英钢联提高1.8倍，美钢联提高1.6倍，川琦制铁提高1.26倍，克虏勃提高38％，新日铁提高28％，曼内斯曼公司（联邦德国）提高2％。
这是速度，我要看实在的水平！那好：法国西洛尔公司为1.80万美元／人年，联邦德国克洛克纳公司为1.70万美元／人年，英钢联为1.68万美元／人年，南非钢铁公司为0.95万美元／人年，首钢高于它们。美国钢铁企业大都搞多种经营，可比性不大。日本五大钢铁公司设备大型化，劳动生产率高于首钢。
“首钢不怕横比！”——对这个评价，首钢的同志先是点头，后又摇头：“我们工人的工资没法跟人家比。”
无论如何，首钢总是有资格参加国际“奥林匹克”了。考虑到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走了40年，改革只有10年，这位“选手”所显示的虎虎生气，起码可以摘掉“公有制企业必定低效率”的帽子了。
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五说：“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干不过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伟大的“谜”
承包初期，中央领导问周冠五：“企业潜力有多大？”他回答：“吃不透。”
国家计委派李仁俊来调查，他看材料，听汇报，深夜下第一线观察，同样结论：说不清首钢有多大潜力。
今天，几位首钢领导者仍是这个说法：企业的潜力是一个“谜”。
你看，第一炼钢厂，设计能力60万吨，现在搞到年产222万吨，以前谁想得到？苏联一位领导人参观，听介绍，一口咬定数字算错了，到现场一看，一算，点头承认了这“钢”的事实。
小型轧钢厂设计能力30万吨，今年产量也可达到设计能力的近3倍。
1984年，首钢决定实行全面电子计算机管理时，专业人员只有8名，谁能想象，干了不到3年，也拿下来了。
兼并过来的带钢厂，7年时间，利润年递增率竟达31.65％，连他们自己也说，“以前不敢想象”！
10年来，首钢共获技术专利36项，其中顶燃式热风炉、高炉喷煤两项已向发达国家转让。
1988年，首钢购买了美国麦斯塔工程公司70％股份。
还有一个“秘密”潜力：它已可以制造年产500万吨钢、全部自动化的钢铁企业设备……
这众多的“想不到”和“吃不透”所组成的乃是一个伟大的“谜”——社会主义公有制潜力之谜。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有的公有制企业简直“不可救药”，而有的公有制企业却令人惊喜！有的人围绕这个“谜”彷徨、困惑，终因不得要领而思它求。首钢所做的，是用承包制这把钥匙坚持公有制，突破旧体制。他们不是怀疑以至“换掉”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用改革旧体制的办法，日益清晰地揭示着这个伟大之谜的谜底。
中国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解开这个伟大的“谜”！
公有制的推导公式
首钢承包制及其细目，是数百万字的系列“巨著”。但它的核心，无非是这样几个指标：
每年上交利润递增7.2％；
每年实现利润递增20％；
企业留利按6∶2∶2分配——6成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2成用于提高工资、奖金，2成用于集体福利。
公司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
这组数字，在首钢家喻户晓。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一次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97％的工人都可以准确回答上述指标。不仅能够“答出”，他们还会“算出”，凭这些指标组成的“公式”，人们可以推导出工厂、车间、班组、个人完成任务和取得报酬之间的“挂率”。
你会发现，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是从这种普通而奥妙的推导中迸发出来。轧钢工人张三洋为在每个操作动作中节省半秒钟而苦思最佳操作法；工人阎广忠一年提8项合理化建议，6项被采用；“填表”、“挂率”成了特殊含义的名词。当记者以好奇的口吻提到它们的时候，一位工人严肃地纠正说，我们这里凡违犯纪律和操作规程者，都要填表，一律扣当月全部奖金，还要影响“挂率”，影响升级，影响班组、车间。全都捆到一块儿了。
　　透过那些权、责、利统一，包、保、核结合的规定和具体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我们只要稍微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所包含的原来是个极其简单的原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
这不是说滥了、写滥了、用滥了的那句话吗？是的。三者利益一致，过去人们只把它当成分配政策，而分配又被看成是低于生产的次等问题。今天，则要把它提高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现来看待了。
所有制和分配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着物质利益如何分配；但是，“所有”不仅是为了“分配”，而且必须体现在分配上。没有相应的分配关系，“所有”关系也会架空。
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实现的三者利益一致，不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而且正是它优越性的体现。因为它消除了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由私有制产生的利益对抗的动因，因为它消除了对劳动者积极性形成压抑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剥削。
首钢人骄傲地说，在我们这里改革落实了物质利益原则，却没有诱发“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倾向。基础原因，就是承包制把为个人的劳动同为国家、为企业的劳动融合起来了。超额的奉献，不是归入哪个人的腰包，而是为国家，为企业，这就唤起了人们崇高的事业心。
我们有理由指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说：这里有“原子能”！改革，就是要按照三者利益一致的公式，把它特有的能量释放出来。如此复杂，又如此简单。
“寻求主人”的企业
承包之初，万里同志对周冠五说：“我们放权了，但不是放给你周冠五的，是放给首钢全体职工的！”
首钢领导者向外人介绍情况时总是强调：“我们是全员承包！”
这不是措词，而是实质。公有制企业的主人，长期在寻求之中。
“共产党人追求公有制，但过去对它的理解有问题。公有制是多数人的经济，它的优越性在此。但旧体制下搞成了少数人的经济。”首钢党委副书记赵玉洁作如此阐述。
“公有制是个实现的过程。‘文革’时期张春桥说，‘派个军代表，所有制性质就变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被称为“首钢理论家”的徐晞前提出这样的观点。
“建国初期，出于经济、政治斗争的需要，采取权力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但后来没有及时扭转。公有制不是大家不关心，而是要建立好体制让大家关心。”这是周冠五的历史分析。
与一些企业发生的情况相反，改革以来，首钢工人没有产生什么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而是“增强感”。为什么会是这样？在一次座谈会上，来自第一线的工人、班组长，即席就凑了这样五条：
第一条，三者利益一致，企业是职工的“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命运与共，自然产生主人之感。
第二条，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构。工人孙铁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座谈会上问：“你有真正的发言权吗？”孙铁答：“凡作出重要决定，常常先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反映工人的看法。”
第三条，公司大事，每周有《情况通报》广而告之。公司各主管部门在基层都有信息员，及时了解工人意见。这都是为了吸收工人参与日常管理。
第四条，公司、工厂分别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小组，是工人监督干部的强有力机构。《首钢报》刊载过这样一条消息：“工人和干部打官司，工人打赢了——记铸造厂监察小组召开第一次职工审理会”……
第五条，职工选举产生的生活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企业留利中20％的那项资金如何使用，由它全权决定，总经理也无权干涉。
首钢自然也不是世外桃源。不适应、不理解、不协调的纠葛，并不少见；工人以菜刀和跳楼威胁顶头上司的插曲也偶有发生。但“我们是企业主人翁”的主旋律越来越高扬。于是，表面看来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一方面是规章制度、组织纪律的不断完善和加强；一方面是人的解放、人的提高不断得到进展。理论和技术的培训，常年坚持。“首钢工作者”这一称号的提出，打破了工人和职员的界限，工人可以成为干部，干部可以成为工人，两者都是解放。科技进步成了众人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就获得了共同的承认。“昨天晚上和老婆打了一架，一上平台全忘了！”工人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劳动心情……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余桂英说，现在我们宣扬的不仅是调动工人积极性，而是发挥创造性的问题。她认为，首钢人的解放已到了这个层次。
为人民，靠人民，解放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一基本特征和优越之处。首钢承包正是从现实条件出发，为企业“寻求”到了主人。也正是从这里，他们发现了民主和科学联姻，物的创造同人的解放携手的扎扎实实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