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苏联科学院院士 H·T·费德林
三千年来，中国的语言艺术一直在顽强地发展着，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中国伟大的文学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最深厚的传统，是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文学史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展从未中断，在于它同千年传统的密切关联，在于过去与现代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读过文学研究家杨义两大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从本世纪初以梁启超为首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反封建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书对中国四十年的小说发展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书中探讨了二十多个不同的文学流派，分析了近百名作家的作品，涉及了古今中外六百多位文学家的各个侧面。
这部书以它新颖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主要原因在于视野开阔，它有助于读者对本世纪，对中国小说发展的道路，对不同的流派、作家的倾向，对历史真实的探索以及对把自己的创作同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起来的许多作家，做出他的判断。作者还表明，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与中国的语言艺术有过广泛的交流。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以下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结构新颖。作者采用“学案史”（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的传统形式的某些成分，考察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分化的历史过程，以便来分析作家作品结构上和文体上群体的特殊性，确定每个作家在流派走向中的位置，对文学史中的基本流派作出宏观的评价。
我们还看到，作者运用了中国古代的经验，尤其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奠基人司马迁的《史记》的方法，来追寻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再现他的“全人”和全部文学品格。作者同时还采用了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努力以广阔的视野，在描述小说的不同时期时确定它发展的趋向和主要特征。
第二，丰富的和多层次的研究角度。比如，在分析鲁迅和茅盾这样的大作家的作品时，作者就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审视了他们的作品。对于乡土作家，尤其是老舍和沙汀，作者也考虑到了民间艺术和民间风俗。郁达夫和施蛰存受过现代主义，尤其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作者对他们的作品则从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去剖析。至于对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作家之间，中国小说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古典遗产的关系，作者则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古代的经典、历史上伟大的著作以它们高度的语言技巧，深邃的思想和生动的民间语言吸引着广大读者。遥远的古代写下的文学典籍在后世得到了诠释，每代人对之都有自己的解释，都从中揭开一些奥秘，为自己找到一些新东西。这样，这些书籍及其作者就不能不具有现代意义。我们也看到，古代书籍中许多语汇都成了格言，不仅常见于现代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常用于今天中国人的生动口语之中。因为通过大师们言简而意赅的语言既可领会思想发展之始，亦可了解它本质性的终结。虽然这些语汇已属于遥远的历史，所用的汉字极其简略，听起来也不大习惯，却仍是历代的语言标准，它们具有现代意义，而现代意义是同过去与现在的精神问题和物质问题都密切关联着的。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继承和转化传统问题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还起着奠基石的作用。
第三，资料翔实广博。《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基础，是对中国两千多种现代文学原著的研讨，仅此一点便能说明问题。同时作者还力求客观地对待这些原始材料，考虑到各种倾向和写作风格的独特性，认真评价各个作家的语言艺术。该书不仅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左翼和进步小说家，而且对中间派和右翼作家的政治立场也作了评价，指出他们的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甚至在分析亲国民党派作家的作品时，作者既指出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也没有忽略他们对小说艺术的贡献。杨义同时还花了很多笔墨去分析台湾作家、上海租界的感伤派作家的作品，而从前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对他们是不大放在眼里的。这样，杨义便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读者也能够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个新的认识。
可见，杨义通过博览群书，尽力把所有文学作品都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包括已经得到重新评价和正在重新认识的作品。在这方面应当举出张资平、叶灵凤这样的作家，根据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他们的作品正在被重新估价。现代方法论的应用，使得这部小说史的作者能够以新的视角去更客观地对待那些已经见惯了的具体历史材料，重读那些曾经被划入不革命的和敌对阵营的作家作品。
（理然　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