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 紧缩银根要记取历史教训 总量要紧缩 结构要调整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
紧缩银根要记取历史教训
总量要紧缩 结构要调整
本报讯　经济日报11月3日头版发表题为《记取历史的教训——回答紧缩银根是否过度了》的评论员文章，全文如下：
去年9月，当全国性的金融风潮发生之际，中央及时作出了治理、整顿的决策，信贷再次进行了紧缩。现在一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从年初到10月26日，全国累计净回笼货币0.71亿元，而去年同期是净投放472.4亿元，相差473亿元之多。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年初人们对货币形势的估计。然而，经济的运行又提出了过去曾经迫使信贷大投放的老问题：上半年工业生产平均速度10％以上，舆论缓和；7、8、9三个月陆续下滑，9月份降到0.9％，舆论骤起，资金问题再次成为矛盾的焦点，货币政策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不能紧而不缩
我们先分析一下信贷情况。到今年9月底，在国家信贷收支上比去年前9个月少发放377亿元贷款，应当说这是个极大的成功。第一，使流通领域过快增长的货币供应量迅速得到了抑制，遏制了过热的经济，初步稳定了金融；第二，吸取了过去前松后紧的教训，该紧的时期紧了，到第4季度用款高峰时已有足够的资金准备，不致被迫增发货币。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前9个月总量上的紧缩，不会换来今天这个结果。问题是，紧缩是否过度了？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前9个月，银行贷款增加额占全年贷款计划的37.6％，在前10年中，有7个年份低于这个比重，这足以说明今年的贷款进度在总量上并没有紧缩过度。在我国，贷款大部分要在第4季度投放，用于农副产品收购和工业企业为第二年备料作准备，而1987年、1988年这个比重分别高达45.8％和64.4％，这两年都是前9个月投放过度，到4季度用款高峰时反而进行强硬紧缩的年份，这是不正常的。第二，今年支持的是什么？在前9个月的贷款增加额中，国营工业、粮食、外贸和农业贷款占90％以上，其中国营工业和物资供销企业贷款比去年前9个月的增加额还多45亿元，粮食贷款多150多亿元，外贸贷款多28亿元。第三，今年压的是什么？前9个月，对乡镇企业贷款比去年同期少发放74亿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等少发放贷款130多亿元，固定资产贷款少发放94亿元，信托等贷款少发放30亿元。总的看，前9个月，贷款总量比去年同期压缩370多亿元，国家保的企业和重点行业的资金投入量反而比去年同期多增加220多亿元，这是通过压缩非重点资金需要300多亿元实现的。该压的压，该保的保，实现了总量从严控制的目标。因此我们不能把工业生产速度下滑笼统地归咎于紧缩政策，更不能紧而不缩。
如何认识紧缩时期的资金紧张
资金为什么紧张？这首先遇到一个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的问题。这些年，经济持续高速，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居高不下。为支撑这种局面，10年改革，财政9年赤字，不仅累积起来的债务是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今后几年的财政年度平衡也面临着严重困难；在改革的后5年（1984年至1988年），货币始终处于投放的高峰期，5年投放的货币比1949年到1983年货币投放的总量还多两倍多。很明显，这些年过热的经济、膨胀的投资和消费，是靠财政和信贷的巨大逆差维系着。结果，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保持经济的原有速度，要让所有的企业都活下去，资金肯定普遍紧张。所谓紧，是对原来膨胀的需求而言，但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要求看，还远未达到目标。出路只能是，总量要紧缩，结构要调整，该压的不能手软，该保的必须保证，通过治理，把经济理顺，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何况，今年前9个月工业生产速度是8.9％，这不能叫萎缩，经济降温应视为紧缩的成效；7、8、9三个月的生产陆续下降，但产业结构开始好转，能源，电力、原材料和支农产品的生产稳步回升，降幅最大的是非重点产业。紧缩为结构调整和提高企业素质提供了条件。现在，全局观念格外重要，不能因为某些企业经营困难而要求放松银根，使紧缩半途而废，当然，对国家的重点产业要全力去保，要保持工业生产的合理速度，防止滞胀的出现。
资金紧张的另一原因是物价的上涨。据银行对1200户工业生产企业调查统计，1988年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比1985年上升52.8％，按目前工业企业占用流动资金算，维持原有生产规模也要增加1800亿元贷款才能周转动。问题是，产品涨价和库存升值增加的收入并没有相应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而是用于投资和消费了。预算内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全部流动资金的比重，1978年是42.5％，到1988年下降到18％。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下去的。紧缩是为了抑制过旺的需求，进而降低物价，如果资金供给随着物价走，这无疑是推波助澜，治理通货膨胀成了一句空话。因此，解决涨价带来的资金紧张问题，必须从企业内部整顿入手，要补充自有资金，这不是放松银根的理由。
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由于宏观的紧缩，的确给生产、流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对此，只能忍受治理期的痛苦，千方百计把生产、流通搞活。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国近几年的经历是有益处的。
1984年信贷失控，一年投放了262亿元票子，比改革前的30年投放总量还多。结果，1985年不得不进行全面的紧缩。这种紧缩的效应也是到一年后才显露出来。1986年初工业生产掉入谷底，结果全国一片惊慌。货币政策向何处去？当时尽管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很多好的意见，但当时宏观的决策依旧使经济走上了扩张的道路。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1987年的秋季，物价信号提醒人们，不得不再次实行强硬的紧缩政策，这就是当时双紧方针（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提出来的背景。当时中央银行动用了准备手段，动用了利率手段，对信用社开办了强制性的特种存款，到1987年末，全国的货币、信贷只增长19％左右，开始见到成效。但是，刚刚跨入1988年，在工业生产不要“滑坡”的思想指导下，紧缩的方针又被忘记，再次形成信贷大投放高峰。到1988年的8月，由于几年积累下来的过大的需求，推动着物价大幅度上涨，终于诱发出全国性的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各家专业银行都出现了支付困难——这是去年9月以来第三次进行强硬紧缩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紧缩所以半途而废，都是用工业速度取代了宏观平衡，当时的决策思想似乎是，承认过大需求的存在，但并不担心它会带来什么危险；而经济的降温，则是可怕的事情。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终于把我国经济引上了一个治理整顿的艰苦时期。这次紧缩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候，货币政策又面临着一个如何抉择的问题。如果说前两次的紧而不缩，经济还有承受宏观失控的能力的话，那么这次再来一次失控的冲击，肯定地讲，以后的治理就更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