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步近智
我们伟大的祖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她虽然历经沧桑，但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她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和历史的延续性，巍然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以其博大恢宏和深邃的思想学说，雄踞于当时世界。尽管其中某些思想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断被选用、发展，乃至曲解、强化，用以维护和加强历代的封建统治而应予扬弃。然而，其中闪耀光彩、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精神，却又为历代进步思想家和志士仁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凝聚力量，成为至今犹需弘扬的中华文明。
一、“吾从先进”的大一统思想。西周时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其文化的融合，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所谓“华”、“夏”、“中国”名称之本质涵义实指文化或文明。周代的
“礼”，广义上说泛指社会文明。孔子对批判地继承发展夏商文明的西周文明，采取基本肯定态度。“吾从周”，实际是对华夏文明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与四邻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新时期。孔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的进步观点，不是把血缘种族放在首位，而是把“礼乐”置于首要地位。他强调推行周礼，实质是个文化问题：凡遵循礼义德行者为文明人，反之则为野蛮人，并以此标准作为“夏”和“夷”之别。而“夷”、“夏”之间，关系亦可转化演变，提倡修“文德”使之转化，而不主张以暴力压服异族。这与“以族类辨物”的血缘种族奴隶制的观点相对立，而且包含了在先进文化基础上实现大一统的进步思想。当时，以礼乐、仁德为主要内涵的华夏文明，不仅是中国境内的先进文化，也是世界上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它为汉代公羊学派所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思想的主要内容，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各民族的融合，遂有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
二、“仁”学体现的民族精神。“仁”学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仁”离不开有关“人”的界说，讲的是如何为人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仁”的两重性矛盾在于：一方面对待现实政治是“克己复礼为仁”，维护宗法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最高道德标准，要求做有完善人格的人。孔子的“忠恕之道”表达了对人的平等、尊重和爱护，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其“忠恕之道”的“仁”，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并认为唯有完善个人的“人格”，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内圣”而“外王”，实现后儒在《大学》中所概括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孔子心目中的完善人格的“仁人”，其最高境界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正是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养成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而忘我无私的美德，以及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高尚气节和崇高的“国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神支柱。
三、积极有为的经世风格。孔子创建的儒学，具有经世风格，着力于经邦治世、为国建功立业，反对消极遁世。经世风格与当时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潮相关联。孔子发扬了重人轻神的人本思想的“仁”学传统，“不语怪、力、乱、神”，尤为可贵的是他不向客观低头，提倡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有为的经世风格。孔子以后有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经世风格。先秦儒家之后，尽管有汉学、宋学之分，经世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即使宋明理学亦未抛弃这一传统。直到晚明，进步学者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尚实政、主改革，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务实”之风的、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实学思潮遂应运而生。而自孔子开创的儒家，一脉相承的重入世卑出世的经世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特点。它对本土和外来宗教势力的抵制，起了积极作用，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黑暗在中国的出现。
四、发扬“教学为先”的传统。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自商周以来“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这一优良传统的积极成果。他破除西周“王官之学”旧传统，兴起私人办学新风气，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为后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首创平民教育，以培养“贤才”，与其“举贤才”的政治主张一致，突破了贵族血缘的限制，向“士”的平民阶层开放政权，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大发展。孔子在办学内容上继承西周“六艺”，且主张以“礼”约束言行，并表现出德、智、体、美并举的全面教育思想。孔子还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学思结合等一系列的教育思想、方法，是古代教育的珍贵遗产，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在孔子以后，历代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教学为先”的传统，是中国素有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美称的原因之一。
五、“和而不同”的“损益”精神。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整理典籍，集三代文化之大成。他从精研夏、商、周三代文化中，看到它们对前代文化的“损益”，从而倡导文化上“和而不同”的“损益”精神，对于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西周、春秋之际，史伯就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命题，认为只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元素“和”合、相“杂”，万物才能构成；如果只有同一种元素“以同裨同”，便要“同则不继”。孔子吸取了这一自发辩证法命题的内涵，进而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原则，并将此原则推行到与人的交往、处理各种事情中。“和而不同”、“择善而从”的原则扩充到文化领域，则是“和而不同”的“损益”精神，要求对前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尊重而不泥古、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这一探求文化发展的开放气度，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继承与创新的优良传统，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孔子和他的思想学说，以及在他的影响下经过不断“损益”而发展的整个封建时代的主体思想精神，总体上说已被前进的历史所否定。即便是上述的曾经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过积极作用、并凝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也必须加以本质上的改造、而决非简单的“损益”。然而，如果以为我国新文化的建造，必须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一切传统而以他国的文化全盘移入才能实现，这既是文化上的反科学态度，而且也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幻。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在现实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用科学的态度，有选择地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取和融合世界的优秀文化，才有可能创建成功。从这一前提出发，今天，对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本文是作者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