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到此自豪雄——记漠河（北极村）气象站工程师周儒锵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男儿到此自豪雄
——记漠河（北极村）气象站工程师周儒锵
本报记者 武培真
编者按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引以自豪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准则。今天，许多青年人对这些口号已感到陌生，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我们发表《男儿到此自豪雄》这篇通讯，报道气象工程师周儒锵同志根据气象事业发展的需要，从广州到漠河扎根，艰苦奋斗27年的感人事迹，希望对许多青年朋友在思考人生价值时能有所启迪。
周儒锵出生在广州市郊，却在黑龙江西北边陲战斗了33个春秋。他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把他们南迁到繁华的城镇，而让其在北疆定居。他身患多种疾病，上级曾几次要他休养，但他想到一批又一批来到“天边”的青年需要培养照顾，仍超负荷地坚守在岗位上。他虽然没有惊人的业绩，却被人誉为“我们的北极星”。
北上，北上
1956年夏，周儒锵被通知到距离哈尔滨以北千里远的霍龙门去建气象站。对刚从长春部队转业到哈尔滨气象台的周儒锵来说，继续北上，又是一次考验。虽然，这位5年前（17岁时）瞒着全家参军的小伙子已适应了北国寒冷的气候和高粱、玉米的膳食，但如何安置因父母双亡而刚刚接到身边的7岁弟弟，却成为难题。“组织的召唤，是我行动的指南。”周儒锵没打折扣，立即将弟弟托付给同事，毅然动身，开始了住破碉堡、点煤油灯、吃山野菜、熬土豆汤的生活。
1960年1月，他又奉调到霍龙门以东300里处的红色边疆农场筹建气象站，并动员妻与弟同行。这里，没有砖房，没有“干打垒”，房屋由柳条篱笆糊大泥制成，从屋外能看到屋里。冬天，睡觉需戴棉帽；早晨起床，被上已结上厚厚的冰霜……
国家气象事业逐日发展，新的担子又落到周儒锵身上，1961年6月他又携妻子、弟弟及一岁幼子转移到距红色边疆农场以西340里的北方畜牧农场去建站。一家4口人，住一间3平方米的厨房，吃32斤粮食。豆壳、向日葵秆、桦树皮成了他们的重要食品。
半年后，全家口粮增至77斤，生活开始好转。至此，27岁的周儒锵已在7年中为祖国边疆创建了3个气象站，他又被调到条件较好的黑河地区气象台。按说，可以喘息一阵了。但1962年8月，地区气象台负责人找到他说：“有个任务，很艰巨，很远，你去不去？”
他问：“什么地方？”
“漠河，当气象站站长。”
“组织需要，我就去。”
“那地方很苦。许多人呆不住，一个个离开了，现在只剩下一对夫妇，因怕冷，冬天不上观测场，半年没有报表了。住房，除那对夫妇俩住的外，只剩一间，房顶已被1958年大水冲坏，用苫布盖着。这种条件不能带家属。”
“人家能生活，我就能生活。”
“你先安排一下，开春动身。”
“我现在就动身。既然要复建气象站，是不能等待的。”
9月16日，他撇下妻儿和患肺病的弟弟，乘木船沿黑龙江上行。上路前，原定跟随同往的两人，有一人因怕苦当了逃兵。9天之后，穿越了上千里江段，到达漠河。此时，虽是初秋，关内还穿衬衣，漠河却大雪弥漫，群山皑皑。
共产党员的本份
漠河，祖国的最北端，对于到这里观看北极光的旅游者来说，自然有些诗意。但对于定居者来说，意味着要在年平均气温零下4.9℃、最低温度零下52.3℃、全年无霜期只有80来天的条件下工作，困难重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运送物资和沟通信息全靠江上木船和冰上爬犁。报纸、信件夏天最快也得十天半月看上一次，待到封江的7个月里，只能见到两次。至于电影，一年能看上三四场就算眼福不浅。说到吃的，一月吃上两顿大米就不错了。蔬菜，只有土豆。由于信息传递极慢，国家提高粮食指标的文件颁发半年，这里还未贯彻。一下船，他们的口粮便从27斤减为13斤。多亏有人事先为他们高价买下了1500斤土豆，要不怎能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下坚持日常业务和为建房备料呢！
艰苦，亦是试金石。来年5月中旬，大江解冻，来自黑河的第一班船到达漠河，周儒锵的同行者因不能忍受这里的艰苦而与他分道扬镳了。北极村有些老乡对他不理解：“他真傻，放着鱼米之乡不归，偏来这里受罪，连妻子儿子都不管！”对此，他别有衷肠。北极村，需要发展气象，需要科学开发。如果没有人才科技输入，穷乡僻壤又怎能摘掉穷帽子呢？20天之后，第二班船开到漠河，地区气象局派来了袁惠明等6人接替周儒锵和那一对夫妇。周儒锵如果离去，他将被派往东南下行2000里的逊克县气象站当站长，那里气温较高，交通方便，对自己的身体和安置全家无疑是好事。但周儒锵考虑到基建任务缠身，难以马上脱手，宁愿在这里充当袁惠明的助手，也不忍工作中途受损。时过不久，他干脆把全家迁至漠河。
24年过去了。1987年，52岁的周儒锵将站长让位给年轻人。此时，胃溃疡、关节炎、肝炎、胫椎骨质增生严重地折磨着他，对他来说，最首要的是治病，但新任务又降临了。离漠河300里外的阿木尔气象站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地区气象局考虑选派一位压得住阵脚的人任站长，想到了周儒锵，但又考虑到他和妻子都有病，十分为难。周儒锵向局长说：“不是要求一年解决问题吗？我包了。治病我拖一拖。”他从数百里以外接来年近80的岳母照顾妻子，自己迈开了向阿木尔的脚步……
愿教后生爱边陲
周儒锵有3个孩子。大儿子周学武，大学文化程度，在黑龙江畔的呼玛县中学任高中三年级班主任。他有条件调到内地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周儒锵让他在呼玛成家、扎根。
女儿周素娟容貌俊秀，刚从南昌气象学校毕业来到漠河站工作的姜刿爱上了她。老周问小伙子：“你有无长期在漠河干下去的准备？”小伙子说：“有”。周说：“你们相爱，我不干涉，但我就怕你是‘飞鸽’型的，到时把我姑娘也拐走！”小伙子回答：“您要信不过，就再考察我10年。”周儒锵知道姜刿是自愿来到边疆的，工作又出色，打心眼里喜欢。
小儿子周学君也在漠河气象站工作。本来，凭老周的资历和影响，为儿子找一个比漠河气象站条件更好的单位并非难事，但他偏要把儿子安置在最艰苦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他告诉记者：“未来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什么？不是只知享受、坐吃山空、不知创造，而是让他们靠艰辛的劳动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让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练就生活、工作的本领，这比什么都重要。都往好的地方跑，边远的地区不就荒芜了？！”
周儒锵把孩子留在漠河，还有其他原因。他自从进驻这里，已分来七八批新同志。为培养他们，他年复一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然而，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不恋窝的燕子，成熟一批，飞走一批。1980年来的10个人，竟走了9人，剩下的一个还是从本地农村召来的。这种现象一再出现，不禁使他伤感。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多从本地农村选拔工作人员，同时，让自己的子女带头在漠河和祖国边陲扎根。他说：“艰苦奋斗，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干部家属必须带好头。”
站就是家，家就是站
周儒锵到漠河站27年了，为使一批批新上岗的年轻人早日掌握气象业务，他几乎牺牲了全部业余时间。云码不好记，他编成口诀教大家。天气现象编报不好搞，他汇编出难点问题逐条讲给大家。为加强个别辅导，他像普通职工一样常年排班。每昼夜8次观测（3小时一次），次次他都在现场。夜空漆黑，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吓得浑身哆嗦，老周为她们去壮胆。夏日黄昏，一进观测场，成群的蚊子如狼似虎地向人攻击，老周身上的疙瘩比小青年还要多。严冬，零下四五十度，从屋里到观测场，开门都要有闯劲，老周早就在那里了。谁的报表填写太乱，老周不训斥，当面替你重抄一遍。这是无声的批评，无声的教导。
有位女青年告诉记者：“周伯伯工作上是严格的站长，生活上像慈祥的父亲。”人们常看到，小伙儿开怀欢笑中，常夹杂老周的微笑；姑娘挥泪，老周到跟前安慰。小青年恋家，而他们的家，又多在百里、千里之外。逢年过节，他把他们统统放走，让他们到父母身边呆上十来天。为此，他动员自己全家和其他老同志把值班包下来。平素，他家做了好吃的，把青年们叫来解馋。食堂缺了菜，从自家开荒种的小菜园中摘些送去。站里来了客人，招待不及有老周顶着。站，成了老周的家；家，等于加入了气象站。
超负荷的操劳，漫长的岁月，消耗着他的体魄，疾病逐渐增多。他损耗太多了，像超期运转的机器一样需要检修了。近日，他要按组织安排南下治病了。人们盼望他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