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经济环境的两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治理经济环境的两个问题
周富祥　钟诚
紧缩政策是治理经济环境的中心内容。实施这一政策，达到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谈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紧缩总需求的关键是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起的。治理经济环境，控制通货膨胀，必须紧缩总需求。而紧缩总需求的关键，我们认为是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当前实施的紧缩总需求同历史上几次调整相比，最大难点在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调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利益的调整，有的要压，有的要保；有的要取，有的要舍，免不了要同地方、企业既有利益发生冲突。现在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哪个企业都反对“一刀切”，主张区别对待，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比如，沿海地区认为经济环境优越，有条件加快发展；而内地认为近几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的部门从产业今后发展方向说，要发展附加价值高的加工工业，发展基础产业，增强发展后劲；有的从当前回笼货币、增加出口创汇来说，要发展轻纺产品等等，凡此种种，从局部来看，都是不无道理的。这就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得失。为了正确处理地区、企业间的利益关系，搞好综合平衡，当前迫切需要：一是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提高调控艺术水平。
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首先是要统一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紧缩方针，提倡顾全大局，地方服从中央，不能过份强调地方的特殊性与灵活性。治理经济环境要重视计划调节，强调计划的严肃性。中央宏观调控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计划调节。把重视计划调节说成是否定市场调节、旧体制的复位是错误的。当今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调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能忽视计划的作用。实践证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只能带来混乱。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包括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调拨量，信贷计划等都必须强制执行，不执行国家计划的要严肃处理，不只是经济处罚，同时要给以行政和法律处分，不能迁就。计划调节没有严肃性与约束力，必然软化中央宏观调控。当然，强调计划调节，并不是要回到过去全部管死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认真研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在计划调节中真正做到尊重价值规律。
其次，要研究和调整分配关系，包括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前几年的放权让利，使地方和企业有了较多的分配权，但是，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入过于向地方倾斜，不利于宏观调控。在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中，要调整分配比例，企业新增利润，大头应给国家。要逐步推行税后还贷，这样有利于压缩投资需求。企业留利应按规定主要用于发展基金，不能挤占挪作它用，以控制消费基金膨胀。要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做好对个体劳动者和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征税工作，特别要加强流通领域的税务纪律，重罚逃漏税者。同时，要加强金融的宏观管理，整顿金融秩序，下决心清理银行贷款特别是流动资金贷款，要按照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调整信贷资金结构，保证重点部门和重点产品生产的资金需要，坚决压缩一般的资金需求。中央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住财政和金融两个闸门，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
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社会供求总量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性矛盾愈益突出。总量不平衡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总量膨胀，会进一步导致结构恶化，而结构性矛盾又会加剧总量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总量不平衡与结构性矛盾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如何处理？是在压缩总需求的前提下，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供求平衡；还是单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忽视总量的巨大不平衡，企望在现有的总量格局下解决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确定了经济建设要以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为战略重点，国家也采取了许多保证基础工业、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自1984年经济过热增长以来，调整产业结构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呈恶化趋势。加工工业过快增长与能源、采掘、原材料工业生产相对滞后的矛盾，工业的高速增长与交通运输能力缓慢增长的矛盾，人口的高增长率与农业生产发展后劲明显减弱的矛盾，等等，日益显得突出。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膨胀。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很难进行。尤其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一方面，地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和生产动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内部的各种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同时，价格体系还没有理顺，加上宏观调控不力，急于求成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在这种条件下，受利益驱动，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趋向。投资偏向于那些价高利大、建设周期短的一般加工工业，使得与基础工业的矛盾日益增大；消费需求向耐用消费品、奢侈品倾斜，拉动加工工业的速度，最终导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发展失调，与农业、能源、交通等部门的发展失调。
我们常用“瓶颈”形容处于薄弱环节的产业，“瓶颈”是相对于“瓶身”而言的，解决“瓶颈”问题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迅速扩张“瓶颈”，使之与扩展的“瓶身”相适应；一条是控制“瓶身”的膨胀，使之与“瓶颈”的增长相适应。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投资数量大，建设周期长，自我积累率低，且又受到各种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数量增长幅度有一定限度。我国农业生产受耕地面积、气候状况、科技水平等因素制约，要做到长期稳产高产难度亦相当大。由此看来，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瓶颈”的扩张有很大的限度。在有限的国力下，需求规模过大，导致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在“瓶身”部门，也正是导致“瓶颈”日益相对狭窄的原因。
因此，要走出当前困境，首要的选择只能是约束“瓶身”的扩张，压缩投资需求，控制消费需求，坚决限制和关停并转一批长线加工工业和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盲目上马的乡镇企业，下力量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做文章，努力降低对稀缺资源的过度需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更有效地对“瓶颈”产业实行倾斜政策，增加有效供给。在调整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暂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合理组织，避免发生社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