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不能失传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延安精神不能失传
田方
我是已经过了七十的人了。离休六年来，做了一些在职时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没有闲着，还感到时间很不够用。环顾四周，我们同龄人中，大多都在忙着，有的还干得十分出色。甚至过了七八十岁的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今天都还在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真是老有所用，乐在其中。我在寻思，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的？是长期革命的一种惯性吗？那么这种惯性的原动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近读了一本《延安精神研究文选》，才恍然大悟。噢！原来今天的七八十岁的革命老同志，都是那种延安精神——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时代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今天身上仍然浓烈地充满着这种延安精神。李维汉同志生前曾十分强调“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他说他当时（四十年代初期）还是中年人，延安大多数是青年人，老年人不多，仅有的五老：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当时也只不过六十岁左右。但是五老那种身教言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对于当时中青年干部的传帮带作用，可以说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一事为例：1939年秋季的一天，徐老曾经用人的五个指头为什么要大拇指和另四指分立，为什么剪刀要左右相对的通俗比喻，讲解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以致后来使我对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在全党目前正强调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候，重温徐老这种通俗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似乎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一直反对别人为他做寿，但对于他的先生徐特立同志的六十、七十、八十寿辰，都是热烈祝贺的。毛主席为什么对徐老如此尊重呢？毛主席说：“从那时（指徐特立同志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之时）至今长期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鼓吹老同志们不顾年迈体弱，都去勉强拚搏，我更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发挥我们的余热。但是，正在此时，听到一些顺口溜，说什么“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等着回家”，感到有些愕然。多么可贵的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呀！这还是大有可为的时候。我们那个年岁正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过去的，现在正要弥补那十年的损失，所以感到干也不是白搭，回家也还是要干的。如果让我再回到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那我拚命也要干的。但是仔细一了解，也的确不以为怪，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待那些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的同志确实有些片面性。当然，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但是，根据党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大大发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曾经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法去做……结果困难都克服了，生活过得很好。现在中国不需要完全那样做了，但那种精神仍然需要。”
然而，经过历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延安精神被逐步磨损了，以致今天不少老同志在感叹：再过若干年以后，当我们相继谢世之时，延安精神岂不就要失传了？我想，这种感觉决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环顾当今世界，苏联理论界也有人提出了要恢复十月革命的传统。我们自己创造而又哺育我们自己的传家宝——延安精神，我们一定要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