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廉政措施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中国古代的廉政措施
夏家骏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进步措施，“廉政”便是其一。诚然，在中国古代，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根本矛盾始终存在，根本无法通过所谓“廉政”措施彻底解决；而由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许多官吏也必然有如飞蛾扑火一样根本无法斩除贪心；另一方面，历代各朝，不仅“至高无上”的皇帝不在被惩之列，而且许多的皇亲国戚、勋臣要员即使贪赃被参也因有“八议”、“官当”之律而被豁免或抵消其罪，因此，从根本上说，古代的惩贪不过是屡惩屡贪，养廉实质上也是养而难廉。然而，历代许多统治者的倡廉惩贪措施，毕竟是超出自己营垒中那些贪得无厌的近视眼蠹虫们的一种“善政”，起过一定程度的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古代的廉政，内容甚多。撮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任选以廉。“廉洁”与否，历来是古代各朝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之一。战国时期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韩非，即主张这种“举”，应以是非廉洁为前提，“是”即“廉”、“廉”则“誉”，“非”即“贪”、“贪”则“罚”。秦朝更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为吏之道，必清廉无私，“廉而勿刖”。西汉武帝、文帝，也频诏荐举“廉吏”；声称“廉吏，民之表也”，因而“贵廉洁、贱贪污”。东汉朝廷，仍行选廉之制，仅其所选“孝廉”即达四万余人。魏晋以九品中正制选官，虽重门阀，然也规定其人须“洁身劳谦”。隋唐直至清末，选官以科举为正途，但科举中既有“孝悌廉让”一科，任人又提倡“清廉守节”。而自秦至清，几乎历代还有对于“任人不善”或“贡举非人”者的惩罚规定，这“不善”与“非人”之中，“不廉”、“不洁”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二、监察以廉。对官吏实行监察，在周朝即已形成制度；而西汉惠帝、武帝颁定的《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更正式将“吏不廉”“倍（背）公向私”等作为监察的内容了。晋武帝不仅制定了“察郡”、“察长吏”的律条，强调郡官、长吏首要“正身”、“公廉”，而且规定必须“纠其秽浊”、“举其公清”。隋之《司隶六条》、唐之《六条察郡》，均将“察官人贪残害政”、“官人之善恶”放在前列。宋之《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严察赃吏之诏，又有严惩“受例外供馈”之敕。元朝所颁《台纲三十六条》，要求御史“奏赏廉能，纠劾污滥”，明定“贱买诸物”、“侵易官物”、“乞受钱物”的官吏均在纠劾之列。明初的《百官责任条例》，规定布政司发现府官贪污，必须随时“奏闻提问”；而其都察院之职，也应纠劾百官中的“贪冒坏官纪者”。清朝不仅规定总督、巡抚职掌之一是“纠参大贪”，而且包括总督、巡抚在内的一、二品大员之因贪污被革职问斩者亦不乏其人。
三、考核以廉。官吏的贪、廉，很早即被列为考核内容。“殉于货色”，是商朝的“三风”、“十罪”之一。“廉善”、“廉正”，则又列于周朝的“六计”之中。秦考“五善”，五善之一是“清廉无谤”。两汉实行“廉察”，晋朝考核更以“正身”、“公谦”为首。晋武帝反对官吏“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晋元帝则号召官吏互相“检察”，致使一些贪官“皆望风自引去”。唐朝对内流官行“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清慎明著”为四善之一，“扬清激浊”为二十七最之一；对流外官行“四等第考课法”，首为“清谨勤公”，末为“贪浊有状”。宋朝定有“旌赏”、“贬斥”之条，又有“州县三课”，旌赏“居官廉恪”，贬斥“贪冒无状”。明朝实行考核“八法”，而“贪”、“酷”列于首、次。清初沿之，但乾隆四年（1739年）起，贪、酷的参劾不许三年一次，而改为“经常之事”了。
四、回避为廉。古代的“回避”之制，不仅表现于司法审判之中，而且表现于选派官吏、考核官吏之上。州、府、军、监不得以本地人充任，是宋朝的廉政措施；“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更是明初的任官原则。明朝规定的浙、赣、苏、松人不得任官于户部，巡抚不巡于本省，学官不选任于本郡。清朝亦多所承袭而又有发展，并明确规定了荐举中“避乡”、科举中“避亲”、任官中“避籍”。除规定九卿不得保举同级本省官，考场如有任何亲戚赶考，考官概令回避之外，还进一步规定：“外任官在本级五百里以内者回避”，“五百里内者，省有别，仍应回避”；清末更明令府经历、县丞、州吏目、县主簿、巡检、典史也“不得在本州、本县及距离本籍三百里以内当差”。这种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官吏们的盘根错节和徇情枉法。
五、俸养为廉。古代贪官之贪，主要决定于其剥削阶级本性和自我修养的不足，但有时也与俸饷不足有关。北魏初无俸禄，贪官甚多，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和惩贪律后，贪官才大为减少。明朝官俸薄，一品大员每月俸米折银不足二十二两，故中叶后贪风大炽，吏、兵二部尤其严重。清初官俸也少，“陋规”就多。雍正十二年（1734年）实行“养廉钱”制，官员恩俸大大超过“正俸”，贪风即一度削弱。唐太宗时的中书舍人高季辅曾上书讲：“若不恤其（官员）匮乏，唯欲责其清勤，止恐……不能肃其侵渔。”这话并非完全为古代官吏的贪索开脱罪责。
六、重刑惩贪。古代各朝对于贪官，不仅施行过罚款、追赔、革职留任、降调、削职为民等经济和行政的处罚，而且大多采用重刑惩治。商朝采用过“墨刑”；秦朝采用过“黥刑”，甚至规定贪污公款“与‘盗’同法。”西汉规定：官吏受贿枉法等统统“弃市”；北齐祖珽贪污被“处绞”；绞死贪官，在唐朝正式写进法律。“受羊一口、酒一斛者”大辟，是北魏孝文帝所定；将贪官“枭首示众仍剥皮”示警，乃明太祖朱元璋《醒贪简要录》中之一刑。清朝惩贪，还有“赐令自尽”之法。上述死刑之外，历代还行笞、杖、徒、流之刑，明朝又有挑君、剁指、刖足、髠发、文身之惩。“不分轻重皆杀”，是明初之令；而“一身加数刑”，则不少朝代皆而有之。
古代惩贪之法，虽也注意“依条科断”和“计赃科断”，注意根据不同情节量刑，但总的说来有时失之过重，处刑的手段也有些野蛮，以此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的稳定。事实也证明：在封建制度下贪官污吏的横行，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因此，各朝的“有为之君”，为了维护自己的“久安长治”，除了实行某些其他措施，也非重刑惩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