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能摆脱哲学吗？——评方励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论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科学能摆脱哲学吗？
　　——评方励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论
　　曹新路
长期以来，方励之一直诋毁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竭力贬斥哲学的指导作用。这个观点在他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中说得最为明白系统。他说：
“哲学，特别是有见地而非肤浅的哲学，对物理学的研究是很有用的……，然而，‘有用’并不等于所谓的‘指导’。数学对物理学非常有用，但数学并不是物理学的指导者；形式逻辑对物理学也非常有用，但形式逻辑并不是物理学的指导者。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也只是物理学研究的一种工具而已”。“再好的哲学一旦被放到所谓‘指导者’的地位，要它对物理学的具体研究说长论短，告诫物理学家应当这样这样做，不应当那样那样做，大概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了”。在他看来，如果科学接受了哲学的指导，那它便变成了“神学的奴仆”。于是方励之宣称：“哲学讨厌极了”，扬言要把哲学“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哄走”。（以上引文均见1985年方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稿《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前言。该文当时还有三处大骂列宁“无知”的字句。出版社曾派编辑专程去中国科大请他修改。他改了两个“无知”，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原封不动。因此，该书稿只好理所当然地受到退稿处理。）
方励之为何如此恼火，要“哄走”哲学。这难道仅仅是一种一般的哲学偏见吗？不是的。他是企图通过歪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以科学为基础，并依赖于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反对把哲学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它反复强调哲学要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并依赖于科学的发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哲学如果脱离了具体科学的发展，那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自然科学在哲学发展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就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所以一切有生命力的哲学，总是以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为自己的基础。
哲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古代，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处在萌芽状态，人们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是靠直接观测获得的。与此相应，便产生了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把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作为世界的本原。到了十八世纪，除古典力学比较完善外，其他自然科学尚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比古代直观、笼统的认识事物前进了一大步。但这种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察事物的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后来被培根、洛克理论化、系统化，并移植到哲学，于是便形成了形而上学唯物论。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的研究进入到整理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自然科学的发展冲破了机械力学的局限性，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本自然科学形成了系统理论，并且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以十分丰富的材料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这就为一种新哲学的产生准备了自然科学条件。后来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社会的发展过程，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继续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我们完全可以预料，随着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摆脱不了哲学，
问题在于接受什么样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但反过来又给科学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方励之对“指导”二字特别反感。他只承认“有用”，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是一种
“有用的工具”；不承认“指导”，“有用不等于指导”。其实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不是任何人主观随意的产物，而是由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本身决定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科学不仅摆脱不了哲学，而且迫切需要哲学指导。
第一，任何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他必然遵循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从提出假设到进行验证，从引出结论到实际应用，理论思维是绝对必需的。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自然辩证法》第43页）当然，理论思维应该是正确的。如果从错误理论前提出发，并且循着错误的方法行进，那就会发生“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自然辩证法》第212页）的情况。恩格斯这里说的是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列。他早在1771年通过加热硝面制取了一种气体。他把蜡烛放在这种气体中，“发现火焰比在空气中更加炽热明亮”。他把老鼠放进去，“发现它比在等体积的寻常空气中活的时间约长了四倍”。他亲自尝试一下，“觉得这种空气使呼吸轻快了许多，使人感到格外舒畅”。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由于他是“燃素说”的忠实信徒，认为这种气体是一种“脱燃素空气”。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则不同，他在搜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时，发现统治化学界达100多年的“燃素说”有许多破绽。当他原原本本知道普利斯特列的实验结果时，兴奋异常，花了整整二年的时间，进一步作了一系列实验，嗣后又进行了连贯的思索，明确提出这种既能与金属结合又能助燃的气体，是一种新的物质元素——氧气。从此拉瓦锡就推翻了“燃素说”而成为“真正发现氧气的人”，并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看，它一方面高度分化，即分工愈来愈细，以自然科学为例，据统计，目前分支学科已达2000多门；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即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和结合，出现了所谓整体化的趋势。这种既分化又综合，呈现着多种形式，既有纵向的分化综合，又有横向的分化综合。由这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依赖、渗透、结合，又引出了许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出现了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间出现了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之间进一步交叉又出现了分子生物学等等。随着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相继出现，各门学科之间绝对分明的界线在逐渐消失。
　　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呈现着相互渗透、结合的趋势。如环境科学，不仅包括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医学等科学，还包含着历史、文化、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当然，社会科学也同样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就显得十分重要。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指出：“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物理学的当前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其前辈更深入地去掌握哲学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405页）他甚至还说过，现代西方重要的自然科学家几乎全是哲学家，或者说都是一些自然哲学家、一些具有哲学气质的自然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薛定谔、海森堡也一向重视哲学的探索。薛定谔认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是我们把握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不可缺少的支柱。海森堡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作出进展。著名科学家麦克斯·波恩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无效。”
也许有人会提出，有些自然科学家并没有系统读过什么哲学著作，不照样做出了卓越成就吗？其实，这也不能说明他们能摆脱哲学。这些科学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通过自己刻苦钻研，得出了合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结论，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如果他们的研究违背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同样是会受到惩罚的。那些自发地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家，往往“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自然辩证法》第177页）彭加勒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然而，在哲学上却是“渺小的哲学家”；摩尔根在遗传学上有杰出的贡献，可是在哲学上却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所以列宁强调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问题十分清楚，科学是摆脱不了哲学的。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第187页）
但是，不同的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科学史确凿地证明着：正确的哲学给科学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推动了科学的前进；错误的哲学堵塞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的科学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华莱士是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进化论，对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掌握和采集生物进化的资料，他亲自参加科学考察活动达12年之久。先横渡大西洋到达南美巴西，后又远涉太平洋到达马来群岛。1858年，他撰写了《从原种无限地分歧为变种的倾向》一文，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理论。后来他又发表了《动物的地理分布》等名著，以生动的事实论证了生物进化的思想，用自然科学唯物论打击了宗教神学。可是华莱士在哲学上倾向于唯心论，因而他又从自发的唯物论滑到了神秘主义。他曾宣扬过颅相学，以所谓头盖骨厚薄不一样来判断人的性格和智慧。他还鼓吹唯灵论，认为传心术、扶乩、降神术等现象“确实是有的”。他在论述无机物和生命现象的多样性时甚至荒谬地说：上帝设计了整个宇宙。他就这样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从此以后，他不但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新成就，而且倒退了，把已经获得的科学成果也歪曲糟踏得不成样子。与华莱士相反，一些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则是硕果累累，如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原子物理研究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坂田昌一深有体会地说：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就像珠玉一样放射着光芒，始终不断地照耀着我40年来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启示”。
方励之也许会辩解说：我对哲学是有兴趣的，我所反对的是“坏的哲学”。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请看事实。1986年11月15日，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1988年9月9日，他又在《香港时报》大肆鼓噪“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据上个世纪自然科学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总结出来的总规律”，“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已经完全过时了。”
方励之“哲学工具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工具”二字本身。列宁也曾经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工具”、“武器”是一个意思。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是数学、形式逻辑那样“有用的工具”，还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方励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为一种具体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工具论”、“过时论”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的。方励之为什么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这是釜底抽薪的一着。
当然，我们所说的“指导”，是指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给自然科学以具体结论，更不是以一些哲学概念、范畴给自然科学作什么裁判或贴什么标签。方励之在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出书时，把“指导”改成“裁判”，更显出了他的恶意用心。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说成有“裁判癖”。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附为宗教神学，是“保罗二世后的神学”。这完全是一种捏造和污蔑。
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是“哲学取消论”的老调重弹
方励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并不否定一切哲学。他不是公然提出要“全盘西化”吗？他所说的“全盘西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科学技术、文化，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毫无疑问，其中当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如实证主义等。他对实证主义哲学一直是含情脉脉的。其实，他所说的“哲学工具论”，实际上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取消论”的老调重弹。
在这方面，逻辑实证主义是公然否认哲学的指导作用的。在它看来，只有具体的科学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哲学不仅毫无用处，而且阻碍科学的发展。它认为“科学就是哲学”，科学必须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哲学还有作用，那也只是对科学作些分析和注解。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说：“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命题和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哲学的作用仅仅“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莱辛巴赫说：“哲学家的道路是由科学家的道路指出来的：哲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便是分析科学的成果，注释这些成果的意义和标出它们正确性的界限。认识论就是科学的分析。”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也不过是对具体科学作些逻辑分析而已。
当然，我们在反对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的同时，又必须反对夸大哲学作用的“代替论”。“代替论”在林彪、“四人帮”时期也曾经猖獗一时。他们鼓吹“哲学就是科学”，胡说什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运用哲学推理就可对科学问题作出结论，而不必进行艰苦的实验和专业研究。于是，空话、大话、对自然科学贴标签、进行错误批判之风，盛极一时，使我们的科学事业遭到一场浩劫。这个教训记忆犹新，我们决不能让它重演。
综上所述，无论是否定哲学作用的“取消论”，还是夸大哲学作用的“代替论”，它们都割裂了哲学同科学的客观联系，是十分片面、错误的。
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在社会上曾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迷惑过不少人。我们应当对它深入地进行批判，从而促进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并求得各自的繁荣与发展。
（上海市理论研讨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