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要解决好三个“一致性”　内视与外向的一致性　表南自我与表现时代的一致性　为艺术与为人民的一致性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诗要解决好三个“一致性”
　　●内视与外向的一致性
　　●表南自我与表现时代的一致性
　　●为艺术与为人民的一致性
　　马立鞭
当前，新诗正面临着三方面的窘境。一、由于片面强调“内视”与无序而切断了外部世界的联系，一些诗几乎成了隐语、谜语与哑语，成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类诗使诗评家们也不免有“读诗难”的感叹。二、由于只专注于表现自我或孤芳自赏，使一些诗背离了时代生活的激流而显得浅薄。后果是反而造成诗人的面目不清，亦即个性的失落。诗在这一点上又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怪圈。三、由于一味追求艺术的超脱而置当代千千万万读者于不顾，致使刚获解放不久的诗又把自己封闭于三两知己的小天地。
本来，强调“内视”，专注于自我，追求艺术表现上或者说形式上的精致美，是对一段时期里在这方面极端无视的反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外部观照的复写转向内心秘密的揭示，也确是我国近年诗坛的一大转折和进步；然而，由于我们不懂得该在正确的路上走多远，终于又因思维上的好走极端和情绪上的浮躁而陷入了新的盲目性。
是的，诗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期待心灵化。甚至可以说，诗味的多少即取决于心灵化程度的高低。当前艺术的由“外向”走向“内视”，无疑也是对艺术真谛的深入把握。然而，有独立于外部世界之外的内心世界吗？没有。因此，若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只受内心驱使”（问题在这个“只”字），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诗固发自心灵，但“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礼记》）所以，强调艺术的“向内转”，绝不能认为诗可以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个既是哲学也是艺术上的根本问题，正确的回答我们并非一无所知，那就是心与物的统一。当代奥地利诗人彼德·汉德克把他的新版诗集定名为《内部世界的外部世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觉意识。所以艺术也好，诗歌创作也好，从总体上说也就是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最佳契合点的选择。诗的妙悟似乎是带有极大的偶然的一种迸发，但究其实又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必然引爆。即是说，似乎不费功夫的得来，实则乃是踏破铁鞋终日寻觅的报偿。一个闭目塞听，心源如枯井者是不可能获得诗的灵感的。这终日踏破铁鞋的寻觅，也就是对现实人生的贴近与拥抱。所谓意境，它的全部秘奥也就是外部世界（境）的心灵化与内部世界（意）的具象化。所以王国维先生关于诗的内外观是既讲“入乎其内”，又讲“出乎其外”，既内又外，才能臻于妙境。他的原话是：“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入乎其内”即对深入人生同样是诗人的“铁门限”的强调。如果说我们一段时期诗的低质量，其病在对“内视”的无视；而我们今日一些诗的毫无生气，不知所云，根子又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人为中断。
是的，个性化是艺术创作的命根子。为此，诗中不能无“我”。再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作者的心迹有如在诗里这样袒露着的了。因此，一段时期里只强调诗的时代性而讳言诗中有“我”，那无疑是对诗的极大误解。然而，反过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诗中的“我”局限在极小极小的圈子，或者只满足于内心深处那么一点点死水微澜；而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绝缘，无疑也将会因视野的狭小而失去抒情的力度与深度。其实，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并不矛盾。杜甫的诗正因为注入更多的忧时伤乱内容面目更加清晰，白居易也因为事为时而作名垂千古。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维的艺术修养不算差，其前期的诗也不无窾坎镗鞳之音，却终由于后期只局限于终南山居一隅，诗名也因之在杜甫、白居易之下。同时，诗表现时代也不专在对鼓角作用的强调，主要还是指与时代情绪的合拍。所以，诗表现自我的生命意识也不应只在孤独感、压抑感、失落感与冷漠感上做文章。对于多数读者来说，恐怕更欣赏这样的诗句：“不要忘记沉默是一首歌／不要说冬天意味冷漠／不要总记着如冰的残月／我问你／夏夜希望的繁星／可曾读过”（何扬《问》，198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因为它给人鼓舞与力量。这种美好的情怀其实也就是历史沉积的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体验。诗只有既表现个性，同时也表现人类共有的美的情怀才能最大限度的引发读者的心灵共鸣。从我国六十多年的新诗史看，七月诗派最引人注目之点，也就在他们既弘扬主观意志，又强调“入世”态度，不做时代的隐士和生活的逃兵。他们成员之间的艺术成就自然有高低之分，但他们的艺术主张无疑十分正确。
是的，美在精致，美在和谐。形式美，魅惑力，精致度，是成功作品不可少的素质。因此，追求艺术性无可指责，艺术探索更无可厚非。然而，这一切却不应也不必与艺术为人民的方针相抵牾。因为这不仅是心目中有无服务对象（艺术劳动也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生服务）的问题；同时，诗的生命也只有取得亿万读者由衷的默许之后才能获得永生！相反，任凭评论家们如何吹捧，读者不买账的作品必将是短命的。因此，寻找与读者心灵相通的道路，使审美不致发生阻隔，乃是诗的技巧的终极目的。比如，在章法上，是七分让人看，三分让人想，还是三分让人看，七分让人想；总得留一点让读者可以寻踪觅迹的实处才行。总不能随心所欲，一点章法都不要，一丝可以窥见其中奥妙的缝隙都不留，使读者无由问津。试想，作品若不能被感知怎能有即目会心的感情交流？无此交流与共鸣作品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而当前我们有些诗作者正是在这点上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自大狂。如提出什么“唾弃那些智力低下，感觉迟钝的旧读者”。如提出什么粉碎“大众化”“民族化”的口号；并扬言他们只追求“莫名其妙的散乱”。结果，在一些诗里，随意性、不定性成了家常便饭；情思离现实既十分遥远（有些诗写三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诗行与诗行之间又互相脱节。读者对此类诗的反映是：“现代中国人读现代诗还要‘注释’还要‘导读’，实在不能不说是种稀奇是种笑话是种悲哀。”所以，若说强调诗中有“我”是对创作主体的尊重；那么，为人民、为多数读者写作就是对接受对象的尊重。诗无疑应同时讲这两个尊重。因为，轻慢读者其实也就是对诗自身的轻慢。近年有些诗集的征订数极少极少，不能说与对读者的极不尊重无关。不是有此一说吗？“你看不懂，我还不想给你看呢！”
总之，由于我们的认识常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我们的诗正患着一种诗学观念上的“偏瘫症”。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以为，那就是本文题目所提出的：新诗要解决好三个“一致性”。即：“内视”与“外向”的一致性（亦即心与物的统一），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的一致性（亦即个性与时代性的一致性）和为艺术与为人民的一致性。因为，诗学观上的倾斜必然会导致创作实践上的倾斜。虽说当前是诗坛无主潮、无主将，是众路英雄揭竿而起的时代；但谁要想在诗这片土地上耕耘而能获得好收成，无疑的仍然存在着把自己的诗学观提高到当代最好水平的问题。看来，对于更为复杂微妙的艺术问题，我们还是要多讲点亦此亦彼的辩证法，力避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其实，思想僵化不仅表现于守旧，不懂辩证法的绝对化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僵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