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岩石打交道的人 [复制链接]

第6版(读者来信)
专栏：观察台

同岩石打交道的人
本报记者　李忠辉
无论是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展览橱窗里，还是在地质矿产部办公大楼的宣传栏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些内容：建国40年，我国完成地质钻探工作量2.89亿米，发现矿产162种，矿床、矿点20多万处。其中已探明储量的矿产148种，矿区近1.5万处；大庆、攀枝花、金昌等300多个工矿城镇在昔日的荒原、大漠、崇山峻岭中崛起；水文地质工作为国家重要建设工程探明了一大批地下水源；工程地质工作为葛洲坝水利工程、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中国已消灭了地质调查空白区……这些成果是中国地质行业的骄傲。因为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地质工作者用手中的地质锤、罗盘、钻机一下一下敲出来、测出来、钻出来的。
在北京地质调查所，记者见到了几位刚刚从野外归来的地质队员，他们说：地质队员就要去野外，就要和岩石打交道，就意味着——
比别人多吃苦
在北方，每年的3月至11月是地质队员去野外作业的季节；在南方，无论春夏秋冬，地质队员们总是“家在荒野、路在天涯”。他们爬高山、钻林海、涉激流、闯沙漠，听荒野里的兽吼虫鸣、看漠风中的沙飞石走；早晨，在太阳升起前出工；晚上，头顶着星星返回工棚；满身泥土，却洗不上热水澡，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在整理白天的勘查资料。野外作业带不了多少水，因此他们工作时，一般是不喝水的。他们的午餐常常是几个馒头、几块咸菜，加上几条黄瓜、几个西红柿。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对他们说来是常事。他们中没有胃病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野外工作的流动性大，每迁到一个新作业点，在工棚搭起来之前，他们只能挤到老乡家里，有时马棚、羊圈也会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处；如果工地周围没有人烟，他们就只能露宿荒野了。有些地区交通不便，后勤补给跟不上，生活上没有保障不说，工作上的难度就更大了，他们常常靠人拉肩扛把几十吨重的钻机矗起来。
野外作业人员常常几个月回不了家。平常的家庭生活，对他们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中国地质科学院地学家宁奇生先生生前从事地质工作27年，差不多全是在远离京城的深山、大漠中度过的。他和妻子结婚26年，实际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足2年。类似这样的家庭生活，在地质工作者中相当普遍。
野外作业，经常会遇到雪崩、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很多地质队员为此而献出了生命。在云南大红山铁矿勘探过程中，数千名地质队员在哀牢山腹地的原始森林中奋战了整整16年。仅云南地质局9队就有34人牺牲在这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
面对艰苦和危险，地质队员没有退却，他们视离别为习惯，以生死为平常，把自己的足迹印遍了共和国的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因为，他们——
挚爱地质事业
全国先进工作者，江西鹰潭市矿务局局长杨木松，不去海外继承父亲的遗产，在赣东山区的冷水坑一呆20年，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终于和伙伴们一起找到了一个以银为主的特大型金属共生矿。
广西地矿局第四地质队高级工程师熊达林，在野外工作了整整31年。他很少休息，连规定的每年休假也没休过一天。他二女儿14岁前只见过父亲一面，参加工作了还不好意思叫爸爸。母亲病重，他无暇照顾；老人逝世时，也没能同他见上最后一面。
正是对地质事业的热爱，地质工作者创造了近乎神话般的奇迹。为了中国的腾飞，有多少人几过家门而不入？有多少人在远离繁华的地方奉献了青春？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这些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只有一处处矿山，一个个高炉，一座座工矿新城铭记着他们——
崇高的品格
地质队员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充当尖兵，铺路搭桥，自己却极少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他们给旧城带来繁荣、同时创建着新城，自己却远离城市；他们给国家找到了亿万财富，自己却不思索取……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建队以来，为国家找到上千万两黄金，占全国已探明的黄金储量的1／3。金矿所在的一些县成了万两黄金县，盖起了许多洋楼、买上了不少进口汽车。而这支找金功勋队伍仍有170户职工没有住房；有房的80％的职工住在“干打垒”的平房或简易工棚里；另外，还有400个长年在野外作业的“合理无房户”。他们是功臣而不自傲，是拓荒者而不计报偿。
这几年，国家财政紧张，地勘费投入严重不足，一些正常的勘探工作难以为继。地质队员没有坐等国家拨款，而是想方设法为国分忧。为了凑足勘探经费，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的职工3个月没领工资。为了节省开支，全国有将近1／3的地质队员成为“富余人员”，只领部分的工资。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地质勘探事业生存的希望。
在个人的得失上，他们胸怀大度；而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利于地质业发展的现象，他们也有自己的——
忧虑
忧虑之一：这几年，社会上对地质工作的支持少了，刁难多了。江西某野外钻探分队因未能满足当地乡政府索要的钱财，被断水断电，造成安装就绪的钻机长达一个多月无法开动。在全国各地，地质队被农民敲竹杠的事情屡见不鲜。搞勘探免不了要放炮炸石。一些农民竟以“惊了山神”，“坏了风水”为由，要求赔偿。
忧虑之二：地质事业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目前，一方面现有的中青年技术骨干外流增多，另一方面不少人不愿沾地质工作的边。1988年高考招生时，北京大学地质系竟无一人报考。据地矿部的同志介绍，今后的找矿工作将逐步向地层深处发展，难度越来越大，对技术、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员素质的退化，将直接威胁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
忧虑之三：矿产资源保护意识淡漠。地质队员费尽千辛万苦勘探出的矿产地，常常被工艺技术落后、采挖方式野蛮的集体采矿队和个体采矿者弄得满目疮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开采，使大批矿产资源浪费掉。据有关部门估计，由于个体采金者掠夺式开采，我国西部地区一年的黄金资源损失在大兴安岭火灾损失的8倍以上。截至1988年，全国小煤窑一年的浪费竟超过全国一年的煤炭总产量。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附图片）
（题图为地质工作者正在宁夏锡铁山铅锌矿进行勘察的情景　武奇龄摄影）
高原地质调查中的风餐片断　武奇龄摄
影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工作的石油物探人员
本报记者　陈志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