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外交大有可为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民间外交大有可为
韩念龙
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周恩来总理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造。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人民外交大有可为，周总理的人民外交思想将永放光芒。
早在四十年代，周总理就为开辟中国解放区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不久，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同各国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需要，周总理又积极提倡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总理倡导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并于生前一直担任外交学会的名誉会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也曾出任名誉会长。邓小平同志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对外民间交往，他们对外交学会的工作给予许多宝贵指示，并经常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学会的重要外宾。
外交学会与新中国同龄，作为贯彻周总理人民外交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迄今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历程。长期以来它通过接待、出访、参加和组织双边和多边会议研究国际问题、编辑出版外交政策文献和书刊，进行学术交流等活动，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等进行广泛联系和交往，为推动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与官方外交殊途同归的重要作用，使政府外交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为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重要团体，外交学会经常就有关重大国际问题表达我国人民的意志，配合政府外交组织集会、发表声明，支持和声援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四十年来，外交学会已接待来自世界五大洲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外宾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政、经各界上层人士，其中前总统、前总理近百人。
在我国对外文化协会成立之前，外交学会为适应各国人民渴望了解新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以及同我进行友好交往的迫切要求，曾协助西欧九个国家的人民团体筹建了以文化交流为主的对华友好协会，这对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后来建立邦交，无疑是有益的。
五十和六十年代，外交学会接待的绝大多数外宾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党派或国家的领导人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独立后，形成了相继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这一时期，我国同许多西方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很多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作为外交学会的客人前来中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有，法国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孟戴斯—弗朗斯，意大利前总理范范尼，英国前首相艾德礼和威尔逊等，这些访问对推动中法建交和同英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期间，外交学会同日本各界人士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从一九五四年接待第一批日本外宾以来，外交学会接待了许多日本朋友，曾和日本访华团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声明，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求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些都起到了紧密配合官方外交和“以民促官”的特殊作用。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七十年代形成了许多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的又一高潮。在官方外交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外交学会的人民外交工作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它的突出特点是，以政界人士为主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外宾成了外交学会接待的主要对象。这十年间接待西方国家的外宾，占同期接待外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的访问促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和有关组织关系的建立和全面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官民并举”、官方外交和人民外交“相辅相成”的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外交学会的工作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作范围更加扩大，交往对象更加广泛，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成果更加丰硕。
比较突出的是，我会继续大力加强同各国政界要人的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它也同各国企业界、金融界、学术界等不同行业的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我国有关地区和部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起了些牵线搭桥的作用。
近十年来，我会还邀请了一百多个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性代表团及许多学者、专家来华访问或参加各种研讨会。同时，每年派出代表团参加这类机构主办的双边和多边国际问题的会议；访问了各大洲几十个国家的许多有关机构。不断扩大同这些组织的联系。并经常同来访外宾和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共同举行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外交学会四十年来的历程足以表明民间外交大有可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外交学会在配合政府外交，贯彻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等方面，将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