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文化的自觉追求——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兼谈历史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历史文化的自觉追求
——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兼谈历史小说创作
滕云
《少年天子》是凌力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去年出版，上距她第一部作品《星星草》的发表有七、八年。《星星草》创作费时十载，《少年天子》付出五年之功。
《星星草》曾受到广泛好评。《少年天子》较之处女作要更成熟，而且难能可贵地拓开了凌力本人以及我国当前历史文学创作一个新生面。
我国历来葆有文史不分和用文学演述历史的悠远传统。历史演义不仅成为我国历史文学的主干体裁，还体现着我国历史文学的基本观念。我国历史文学审美原则的核心，可归结为：以文运史，史外无文。历史文学的功能就是向读者普及历史知识，就是通过故事化、形象化等文学手段，使历史通俗化，历史文学即“通俗历史”。凌力在《星星草》的创作中作出的也正是“再现史实，解释史实”，“比较严格地遵照史实去写”的美学追求。
凌力在写完《星星草》后，就进行了反思。她在《少年天子》中作出新尝试：从“再现史实”变而为“力求生活化”，在对大量繁复史料的整理、加工、取舍之外，“进行大胆的虚构”，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补充”。作为全书情感结构重心的顺治帝福临与董鄂妃乌云珠的爱情生活，就是史无明载，由作者发挥艺术想象，对历史可能性作出的推理和补充。这一对史料所不及或史料空白处的推理和补充，并非局部细节，它关系着全书三个主人公顺治帝、董鄂妃、庄太后形象的塑造，牵动着全书上下左右的人物关系和基本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这种艺术结构，符合清初满汉两大民族冲突交融的历史环境，符合满族历史文化心理（兄娶弟妇并不违反满洲旧俗），所以是具有历史可能性与合理性的。此外，如议政王大臣济度们发动政变，如福临一怒之下封刀斩康妃，都于史无征，乃是作家根据福临推行新政、“全盘汉化”引起同满洲亲贵的尖锐矛盾这一历史现实，而移花接木结构的。书中还有许多细节描写也是超史料的。然而对历史可能性作的这一切艺术推理和艺术补充，并非凭空编造。
对史实史料相对自由的艺术处理，是《少年天子》不同于《星星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凌力在《少年天子》中更自觉地探索写史与写人、写史与写生活的关系。传统的历史文学，多密于史事、政事而疏于人事、人情，或在史事描述中间写人事，在政事铺叙中偶写人情，而以史事、政事为主。《少年天子》不循此模式。主人公福临怀抱做一代英主的雄心，统一天下的壮怀，仁德治世的理想，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新派人物，但小说却不按顺治一朝的史事脉络与史事大关节去写，而依人物处理朝政与个人生活的心迹去写。要说写史，它不是写一朝政治演变史，而是写主人公的政治心态史、文化心态史、情感心态史。史事与人事、政事与人情、君性与人性、历史之迹与人生之迹都写到了，而且是从人事、人情、人性、人生之迹以观史事、政事，传达帝王事业与历史之迹。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凌力实践着从写史到写人、从再现历史事实到再现历史生活的转变，其中包含着作家历史文学功能观价值观的嬗变，以及历史文学美学追求与创作模式的嬗变。这种嬗变不仅有创作个性发展的意义，而且有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从“历史故事化”领域和阶段向“历史生活化”领域和阶段发展的意义。
《少年天子》不同于以往历史文学之点，除对“历史生活化”的切入之外，还有对“历史文化性”的开掘。历史文化与历史文学的关系，本来是历史文学创作与历史文学理论的大题目，但历来被人们忽略不顾。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的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就是一部蕴蓄着绝大的中国历史文化性内涵的典范作品，其中贮存和传递的中华文化信息至深至广至大至微。
也许不是从理论认识上，而是从实践感知上，我国当代历史文学作家开始了对历史文化性的自觉追求，至少凌力在创作《少年天子》时是这样的。这部小说的题材本身给作家提供了实现这种追求的可能性。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族入主中原的又一个朝代。满洲入关后，统治者面临的不仅是以武力实现民族征服，还要解决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上既激烈又深刻的民族对抗。武力优势在征服民族一方，文化优势却在被征服民族一方。被征服民族所代表的农业文化、封建制社会文化，对征服民族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奴隶制社会文化，是有威慑力和同化力的。皇太极鉴于“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的教训，谕令满洲“后世无变祖宗之制”。他的儿子福临，则不满足于当区区满洲一部之酋长，而要做泱泱华夏大国之帝皇，所以执行“满汉一体”，对先进的汉家文化包括封建政治制度，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亲汉人、习汉俗、承汉制，对满洲祖宗成法旧制有所更张。福临所做的，其实是稳固清统治基业使之长治久安的事情。然而他受到保守旧俗旧制的满洲上层贵族的激烈反对。顺治一朝政事，贯穿着皇帝与满洲亲贵的矛盾，外面表现为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内不同政见的折冲较量，里面其实是满汉两种文化的撞击抗衡。对应着清初社会满汉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人文文化、习俗文化等）对抗与融汇的二元结构，《少年天子》的情节、场景、人物世界，也展示着同样的文化二元结构。以人物而言，顺治帝福临，就是满汉文化合孕的产儿：他一方面推行“满汉一体”，另方面又“首崇满洲”；一方面改革祖宗法度承袭汉制，另方面又因自己违背祖制“心灵深处也觉得对祖宗不起而负担很重”；一方面全身心浸淫于汉家文化，实际上从精神上成为汉家文化的养子，另方面他在自己身上毕竟没有实现“汉人的文弱被满蒙的尚武精神所加强，而满蒙的野蛮又被汉人的文明所开化”的人文理想，到底堕入汉人文弱士风而在滥情、萎顿中消磨壮志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他是承了汉家文化之惠，还是受了汉家文化之误呢？他的悲剧，是历史将责任放在一个不胜重负的人肩上了呢，还是历史的重负放在一个不能担起的时代了呢？
福临周围的人物，也无不赋有文化二元性的时代特征。福临无限钟爱的宠妃乌云珠，满洲为父，汉家为母，所谓“塞外风云江南秀色”兼于一身，正是两种文化对立与融合的象征和“满汉一体”人文理想的肉身化，其实她更多表现出受汉文化、儒文化同化的色彩，而她度过的却是满、汉对她两不认，在两种文化夹缝中艰难挣扎的悲剧人生。刚强练达的庄太后，曾全力支持儿子福临的事业，儿子死去，她审时度势，另拟顺治遗诏，以习汉俗违祖制罪己，并立即裁罢新政，不出半个月，顺治生前心血已尽付东流。庄太后，还有安亲王岳乐，精神世界都是基于满文化而兼取汉文化的二元结构。简亲王济度等一班满洲王爷，内心世界的种族文化结构另是一样。他们满怀固守满文化而仇视汉文化的意识。他们追随祖宗“以弧矢威天下”，也想于马上治天下。他们以虐杀家奴为常事，他们教子弟习骑射、吃大锅煮白肉，意识深处是向草原文化的回归。他们不惜发动政变，要废去背离祖制的少年天子，本心是对祖宗事业尽忠。生活在深宫的后妃们如淑惠妃，对乌云珠的嫉恨，既有私怨，也有公仇——对“蛮子”文化的敌视。谨贵人更以极端的形式表现着自己强烈的种族文化意识，她不能容忍“我们满蒙高贵的血里混进蛮子下贱的血”，亲手害死乌云珠所生并可能立为嗣君的皇四子，她本人视死如归，怀着“一片忠心可对上天”的平静和悲壮。在这些满洲亲贵身上，两种文化的对抗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而更多的后妃们、福晋们，一方面秉持早期部落妇女豪犷粗爽的遗风，一方面尽情赞赏并尽心仿袭汉家礼仪与衣食日用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呈露着文化融汇的必然趋势。
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弥漫满清初社会现实的历史图景。作家凌力着意发掘这个时代和人的历史文化性，她写出了曾经活在历史深处的一个少年天子、一代权贵、一个时代的心魂。这就比一般的“历史故事化”和“历史生活化”的创作深刻。这就拓开了历史文学创作的一片新垦地，并使历史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趋向一个新高度。循此以往，一种既区别于“历史故事化”，也区别于“历史生活化”的历史文学，一种进入历史的深层文化结构的历史文学，可望诞生。
《少年天子》在展示满文化上，功力不如对汉文化的展示。小说对满人的种族历史文化意识和文化心理传统的把握，还不能说已达到深层。这里有学养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体验上的局限。作者对汉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史，造诣要深得多。作家写清代生活而史学研修不限于清史，而及于明史、古史，这使她对清代生活有一种超乎断代的历史把握。她对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儒家、佛子、道教，都有知识准备。特别是对士大夫的思想与思维方式、情感与生活方式，对风流儒雅与委琐卑俗的士风，她熟察能详。她对中国古代艺文，包括小说、诗、文、词、曲、书、画以至八股制艺，或沉潜习染，或杂取旁收。这使小说中那些文人士子聚散的章节，那些福临与学士、词臣、爱妃、高僧相处的章节，写人物谈文论艺赋诗顾曲学佛参禅，写得笔酣墨饱挥洒自如。作家的文史素养使这部历史小说浸润着一种历史文化韵味。有些情节、细节、场景，得古典作品中某些构思、情景、意象的神髓，或化而用之。至于《少年天子》遣词用语之雅驯，那行文中洋洋乎流溢的古典气息，书卷气息，不仅充盈于文言，也充盈于语体，这也是非浸淫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作者所不能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