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逄先知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田家英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１８年。
１９５０年３月，我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第一次见到田家英，从此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起，我又开始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我离开中南海。
我在这篇文章里，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向读者介绍田家英是怎样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纪录一些有关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史实。
　　　　初试
田家英跟我讲过他初到毛泽东那里工作时的情景。毛泽东问他：“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家英回答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田家英的回答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但却是他的心里话。谁都知道，给毛泽东当秘书谈何容易，田家英当时才只有２６岁，他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份量。有一次，毛泽东请田家英吃饭，田家英本来是很有酒量的，但是这次只喝了一点酒就醉了，这也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了。
田家英“上任”不久，毛泽东向他口授意见，要他起草一份电报，当场交卷。据田家英说，这是对他的一次“考试”。不久，毛泽东又派他到东北城市去作调查。田家英问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没有出题目，只是说，你就是到处看，看街道，看商店，看工厂，看民情，回来汇报。这大概也是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对田家英的又一次“考试”。
毛泽东选田家英做秘书，是由胡乔木介绍的。１９４３年田家英在延安曾由胡乔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宣部工作，有一段时间工作不那么忙，还在胡乔木主持下，与曾彦修一同帮助编写陕甘宁边区初中语文课本三个年级共六册。这个自愿义务编写的课本，当时很受欢迎，直到后来还常被人们称赞编得好。胡乔木很赏识田家英，便把他推荐给毛泽东。这时党中央已经到了西柏坡。其实，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注意了田家英这个名字，对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论史杂文颇为赞赏。
　　　　深厚的情谊，共同的情趣
毛泽东与田家英在长期的相处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
在５０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题目。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和文学家。田家英佩服毛泽东学识渊博，思路开阔，记忆力过人。毛泽东对田家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长、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柳亚子也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田家英有逛旧书店的癖好，我们常常在晚饭之后去琉璃厂，每次都是抱着一捆书回来。有几次，毛泽东有事找田家英，卫士还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的旧书店。
记得是１９５１年，田家英患了重感冒，毛泽东去看望他。田家英感到很温暖，对妻子董边说：“主席感情很重，对身边的人都很有感情。”过了两天，是一个星期天，江青也来了，一进田家英的卧室就说：“啊呀！你住的房子像狗窝。”田家英听了十分反感。当时，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谷院内的一个三间西厢房，卧室就套在办公室里面，不到三平方米，刚刚放下一个单人床，屋内很潮湿，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地板也烂了。田家英在这里整整住了９年。在田家英住来以前，即１９４９年夏，胡乔木一家已在邻近北面的另一个三间西厢房住下了，那里略大一点，其他条件相同，毛泽东也曾去看过他们。１９５０年下半年，胡乔木因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他们不再是近邻，不过仍过从甚密。附带说一下，以上说的地方由于久经拆建，现在多半早已迹迹全无了。
１９５８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这些要求都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毛泽东关心人，不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也关心他们的家庭和爱人。毛泽东是一个细心的人，每到星期六主动要秘书回家过礼拜六。毛泽东每天工作那么忙，考虑的问题那么多，还想到这些细微的事情，不能不使人感动。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泽东特地嘱咐他要带上爱人董边。田家英说：“我带不动她。”毛泽东问董边在哪里工作，别人回答说，办《中国妇女》杂志。毛泽东说：“噢！她也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和田家英一样。”
毛泽东的俭朴生活和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给田家英留下难忘的印象。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刚从香山住进中南海丰泽园，一位身边工作同志见毛泽东坐的木椅太破旧，出于好心，换了一把新的。毛泽东一见就发火了，把那位同志找来，指着椅子对他批评了一顿，并再三嘱咐，以后不得再换。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住在中南海，都在机关的大灶食堂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田家英对董边说：“主席对子女要求严格，没有特殊，生活俭朴，领导人都应当这样。”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是１９５０年，有一天毛泽东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此前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流行全国、人人会唱的名歌中的这句话就改过来了。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长期住在国外，中国语文基础较差，又缺乏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实际斗争的锻炼。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毛泽东要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语文教员。毛泽东还让毛岸英参加土改，建国初又让他到朝鲜前线接受火与血的考验和锻炼。毛泽东一直很关心干部子女的成长，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在内，特别是在全国革命胜利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他说过：“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毛岸英就是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干部子弟的榜样。田家英经常对董边和我赞扬毛岸英，说他好学，懂事，很有出息。他为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幸牺牲，不胜惋惜，不胜怀念！
田家英与毛泽东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趣和爱好。毛泽东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田家英也有这方面的特殊爱好。田家英的学问当然不能同毛泽东相比，但他确实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记忆力强，有“过目成诵”的天分。他能熟练地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下许多古文和诗词，真使我又惊讶又羡慕。他还能填词写诗。他写的诗词，有的具有苏东坡的豪放气概和辛弃疾的悲壮情怀，有的又具有“三李”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他的诗词通俗易懂，也用典故，但很少用生僻的典故。毛泽东常常请他查找某首古诗词或某一诗句的出处，他都能很快地查出来。例如，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请田家英查《三垂冈》一诗的年代和作者，田家英不一会儿就查出来了。又例如，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４日，我们在杭州搞调查期间，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他在１９２９年前后写的六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田家英很快就完成任务。这六首词，当时毛泽东已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
毛泽东可说是当代一流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田家英的收藏中，毛泽东的手迹被视为珍品。他把所能得到的毛泽东手迹都用精工裱起来，说“这是国宝”，除非有亲朋好友来，不轻易拿出来给人观赏。他去世以后，这些珍品都归中央档案馆收藏了。
　　　　党的信访工作的建设者和开拓者
１９４９年党中央移住北京，人民来信逐渐多起来。那时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由田家英协助处理。当时还住在香山。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田家英代为回信。据董边说，那段时间，每星期天回来，要用半天时间为田家英代写信封。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是负责人之一。这时已经搬进中南海。
田家英做工作很有条理，他最早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为“反映”、“求决”、“建议”、“致敬”、“旧谊”等，并且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处理，董边还帮他用白布做了一个信袋子，每一个兜儿放一类信。这是最早的分类，办信人员按类分工负责。这个方法沿用了多年。后来随着信访工作日益发展的新形势，这种分类已不适应，改为按地区分类，直到现在。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他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和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仍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所应遵循的基本态度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各界来信，特别是工人、农民反映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来信，看得特别重要。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７日和８月３１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和石景山钢铁厂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当时厂内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来信及时反映上去。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田家英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毛泽东看了这两封来信，即于９月１２日分别写了回信，其中一封现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从收到来信到回信，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精神固然使我钦佩不已，田家英代人受过的品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很受感动。
１９５０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田家英对我们说，毛主席在批阅淮北灾情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主席落了眼泪。田家英讲的时候，我看他也快要落泪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事隔近４０年，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最近，我查到了当年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电报，其中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都有毛泽东划的横线。从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０日到８月３１日，毛泽东连批三份关于淮北灾情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提出根治淮河。当时，建国伊始，经济还很困难，毛泽东为了解救人民，自然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下决心根治淮河，这是一件大事。这项水利工程的建设成功，对减轻以致消除淮河流域的水涝灾害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为解除民间疾苦的决心，深深地印在我年轻的心灵里，那年我刚刚二十出头。
全国解放之初，国家还很困难，党和人民政府用了很大力量解决了一大批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尽管如此，直到１９５２年这个问题还很严重。从１９５１年冬以来，秘书室不断收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１９５２年５月２７日，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说：一至四月共收到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６４５件，内３２％是知识分子，２４％是工人、店员，２０％是遣散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１０％是城市贫民。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报告，５月３１日批给周恩来。他在批语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日，是建党３０周年。许多干部和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纷纷写信致敬。但是，从４月份起，开始出现有些地方发动群众（有的还带有强迫性），向党中央写致敬信。后来越来越多。秘书室在４月３０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及时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转发秘书室这个报告时，在这个地方特地写了一个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是，有的地方不听，还是继续这样做，有的还送锦旗，送礼品。毛泽东在１２月２５日转发秘书室的另一个报告时，对这种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事，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毛泽东批评人有时确实是很厉害的，像我在前面提到压信的那件事。但是当你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使他理解以后，他反而还会表扬你。在信访工作中就有这样的事例，当年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室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泽东的文稿，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把信的全文抄录一份以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泽东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毛泽东要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人。秘书室立即写检讨报告，并申述抄录存底的理由。毛泽东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指示，今后凡是他写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就这样从５０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后来，毛泽东发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这件事应当感谢田家英，由于他的建议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为后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重要史料。
田家英不仅协助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他还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联系、接待和看望来访的人民群众、毛泽东的亲友和著名民主人士。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帮助毛泽东开荒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和其他劳模来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的亲友文运昌、毛泽连、王淑兰（毛泽民夫人）、杨开智等人来见毛泽东，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后，毛泽东再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毛泽东给亲友们的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均由田家英办理。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病了，田家英受派前去探望。九十几岁高龄的齐白石老人有心里话要亲自对毛泽东诉说，田家英奉命登门聆听。徐悲鸿去世了，毛泽东特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向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表示慰问。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有时田家英也作陪。等等。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春节，为了向一些著名党外人士表达心意，毛泽东给每人送了一些食品，都是由田家英和我一家一户送去的，我记得有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郭沫若、齐白石等数十人。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信访工作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密切了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下情、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解放初期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方针，减轻大专院校课程负担，改善学生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即“新三反”）以及其他重要政策，许多都是根据人民来信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庐山会议后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人们不敢讲真心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在中央办公厅办信的同志中间也存在着某种宁“左”勿右情绪和思想顾虑。田家英耐心地教育大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的疾苦，把各地反映严重困难情况的来信，批评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来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送阅。他还再三嘱咐办信的同志一定要保护来信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要动不动就把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民来信当作反动信件处理。田家英曾将自己的这个意见专门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上述的正确主张和做法，都成了“反党罪行”，被当作一条“信访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批判。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从１９４９年初创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经田家英和中办秘书室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为党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基础。
　　　　　（原载《求是》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２２期，本报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