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我们在张顺有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检讨我们在张顺有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山西日报编辑部
张顺有事件暴露了我们山西日报编辑部领导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暴露了我们的某些工作制度是不健全的，某些干部的群众观念和职责观念是薄弱的。我们在建立“读者来信组”之初，曾强调提出“读者来信”是联系群众的最好形式之一；而读者来访工作则是读者来信组的首要任务，并把这一精神规定在读者来信组的工作方针之内。但是，这一精神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轻重倒置的现象，忽视了读者来访工作。三月十三日赶车工人张顺有来报社谈话时，正值“三反”运动紧张进行。本社虽集中力量报道“三反”，但竟未考虑到在“三反”运动中如何加强读者来信工作的问题；相反地倒抽调了读者来信组的干部，减弱了读者来信组的力量。因而当张顺有来谈话时，我们没有主要干部接谈，竟让一个临时从资料室调来帮助工作的练习资料员吴振东接谈。吴振东是个新干部，业务不熟习，群众观念不强，职责观念不明。他不但没有热情招待张顺有，谈话进行中也没有向小组领导同志汇报。张顺有走后，吴振东虽向小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但由于小组领导方面有严重的事务主义，重来信、轻来访，缺乏群众观念，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对群众的疾苦，不够关切。因之，对张顺有的问题，不但未予认真处理，也没有向上级汇报。这就是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报纸是联系群众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表现在对于像读者来信和来访这样的重要问题，缺乏独立见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常常有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是这样：凡是下级政府机关处理的问题而群众提出意见的，我们多半把群众的意见转给高一级领导机关去处理；至于经过省级政府机关处理的问题而群众又提出意见的，即因有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多持冷淡态度，甚至想：省政府还办不了，报纸怎能办得了。我们怕因群众的个别问题，损伤了高级政府机关的威信。有时，甚至对来访的读者抱着一种厌恶情绪，认为这个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故意和政府调皮”。因之，像张顺有之类的问题，就轻轻地放过去了。这是把相信政府和对群众负责的观点对立起来，忽视了报纸的监督作用。这是问题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由于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强，和忽视读者来访工作，因之，对读者来访工作的制度和方法，长期忽视研究、改进，而对已有的制度，也长期忽视检查。如：
（一）“读者来信”工作建立之初，曾规定：凡读者来信、来访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有始有终地作认真负责的处理；来访工作是读者来信组最重要的工作。但在执行中，先紧后松，编辑以及小组负责同志，有时把和来访读者谈话当成附带任务，重编稿、复信，轻视和来访读者谈话。（二）原来制度规定，凡读者经报社转出的信件，均请有关机关于两个月内答复，否则，即向人民监察机关提起公诉（曾这样做过，效果良好）；但这一制度没有坚持下来。（三）读者来访的登记、编号工作，也是热了一个时期就冷了下来。（四）中共山西省委曾指示，读者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每月必需向省委做汇报，重要的问题须随时汇报；但这一制度始终没有很好执行。编辑部日常所注意检查、督促的也只是读者来信组在报上刊登的来信编得怎么样，如何提高来信的思想性，而从来没有认真地检查一下读者来访工作做得怎么样，有些什么问题。（五）另外，在处理读者来访的问题当中，常苦于人手少，无法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因为报纸不同于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对人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派专人进行调查；但报纸没有这样的机动力量，对读者所提出的而又值得怀疑的问题，往往采取转给有关机关和高一级的监察机关处理的办法。转出去的问题，有时是转到当事人手里。结果，不是不理，就是来一个“与事实不符”；有时转到高一级监察机关也被搁置起来。我们也没有积极督促处理，以致使读者来信组成为“收转”机关。
总之，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不可容忍的。
张顺有事件发生后，编辑部和读者来信组及有关人员即进行了检讨，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有关人员并做了书面检讨。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现在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已重新初步确定了一些制度，工作上并已有了改进。如：五月份读者来信一千零二十一件，有百分之六十五做了处理（其余的或是地址不明或是无法处理），基本上做到了“有信必复”。五月份来访的读者五十一人，他们提出了四十四个问题。其中三十二件已作了彻底处理；十二件做了初步处理；凡报社无法处理的问题，已报告了省委。对读者来访所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编号、登记。重大问题，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出来。这样，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六月上旬，来报社谈话的已有四十六个人，提出了二十六个问题。
目前，我们除在报纸上组织了张顺有事件的讨论外，并决定在全编辑部进行关于张顺有事件的讨论，以期更深地揭发已往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并结合改进各种工作制度，杜绝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