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于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于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
胡绳
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已两年。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但天才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新的极其杰出的贡献。斯大林同志的论文的发表，对于中国的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发挥了关于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根本肃清了在这些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各种错误观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错误观点原来也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
我们的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经以为只要去收集一些关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生产技术的材料，就可以表示自己是历史唯物论者，就可以随便判断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他们企图用生产去直接说明上层建筑。斯大林同志使我们看出，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基础并不是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是与生产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当然要比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问题更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排斥那种只满足于收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材料，而不去充分地研究经济基础的办法。这种办法，表示了研究者的偷懒。
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工作者以为只要说明了基础，就可以不去具体地研究上层建筑的问题。这就把上层建筑看做只是消极地中立地反映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因此，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既须切实地研究经济基础，又必须切实地研究上层建筑，即研究“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研究它们是怎样反映了基础，又怎样起积极作用于基础的。斯大林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的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学术研究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学术研究工作是属于上层建筑之内的。由于新社会条件使我们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追求真理的劳作，我们工作的成果就应该能够对于新制度的生长和旧基础的消灭起重大的作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人民推动自己国家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目前纵然还不至于“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却也和我们所应负的任务距离很远。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又使我们知道，各种社会现象，并不都是或属于基础或属于上层建筑的。有的研究工作者并没有具体地研究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特点，就任意地把它们配置到基础或上层建筑的框子里去。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扫除了这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虽然有其共同性，但“问题是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东西之外，还有着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斯大林同志的话使我们想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因为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重视具体研究，而拒绝只靠抽象的公式来讨论问题，所以他们就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彻底地战败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中，提出了使教条主义者惊诧的若干论点。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例如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的发展历史，例如语言的发展历史，是不需要经过爆发〔注〕的。斯大林同志区别了人民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的时期和革命人民已经取得政权可以由上而下地进行革命的时期。在后一时期中社会改革的实现，就可以不经过爆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斯大林同志在论文中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观点的来源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中国。
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而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的错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读了很少的或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选择了自以为看懂了的句子和自己发生兴趣的句子，拿来做根据，就以为有权利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如果不坚决克服这种情形，就不可能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事情底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条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证，结果必然陷入走头无路的状态。”
在我们这里，还有些人用一种可以说是在外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分析。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为要进行各种社会现象的阶级分析，既需要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有足够的认识；又需要对于个别的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工作的准备，只是就各种社会现象的外部关系想当然地贴上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标志，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人们必须知道，在一个演讲或文章中充满了阶级的字眼，并不表示这个讲演或文章就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论文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许多公式主义者，也给了重大的教训。
在我们这里的某些部门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所说的“军阀式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养成固步自封的习惯，不负责任的风气和各种专横的行为。我们的学术工作者中有许多是谦逊的、认真的，对自己工作采取严肃的态度；但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自以为是，拒绝批评。在我们学术工作中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极端缺乏的，这种情形对于学术工作的发展是严重的妨碍。
斯大林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见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的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定义使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理论工作的无限发展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们的国家将经过工业化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的学术工作必须跟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的论文和其他著作给了我们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论文发表后的两年来，我们还没有足够地咀嚼在这论文中的丰富内容，拿它来武装我们并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注〕“爆发”，原来中译本译为“突变”，是译得不对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