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舞台万千姻缘——伴随着亚运赛场的北京市场 [复制链接]

第3版(亚运会专版)
专栏：亚运博览

　　两个舞台万千姻缘
——伴随着亚运赛场的北京市场
本报记者 凌志军
　　　　（一）
“早就憋着买一台”，北方工业公司的干部张天同说。他在至少７种牌子的彩色电视机前徘徊了两个小时，身边带着多年工作的积蓄。“有比较才有鉴别嘛”，他说，“要不是亚运会购物中心提供了这么好的选择机会，我还得等一等。”
“照规定，我可以提成收入的１０％”，工商银行的一位中年人毫不隐讳地说。他在王府井大街拐角处坐了整整一个夏天，为亚运会卖奖券，一张脸晒成了黑土色，依然兴致勃勃。这个一向靠工资过日子的北京人，现在忽然有了另外一笔收入。
“这钱花得不冤，买了一份愉快”，人民出版社一位青年编辑说。她在中山公园里为儿子买了三张亚运奖券，终于中得一个纪念牌，儿子欢呼雀跃，而孩子一直是母亲乐观情绪的支柱。
亚运会带给北京的，不仅仅是硝烟弥漫的赛事。无论是在公开的场所，还是私下，人们谈金牌的多少、中国足球队的失败，也谈论亚运的收支，谈论集资，谈论奖券，谈论街头的巨幅广告，谈论物价……体育在表面，经济却在背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万千姻缘。普通人不大使用“治理整顿”、“经济回升”之类的大名词，而是从自己的生活本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二）
燥热的夏天过去了，北京正是天高云淡的时节。在这个甚至最沉闷的人也要开朗起来的季节里，生活显出本来的面目。广告与“盼盼”并列在繁华的街头，商店里出现人头攒动的场面，各种展销会吸引人流在城里滚来滚去。市商业局的报告说，北京正在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
企业界至少一年前就为亚运的市场作了精心的计算，有说２０亿元，有说４０亿元，现在看来都低估了。
新疆人送来的无核葡萄当天脱销，此后便每天手忙脚乱地用飞机运葡萄进京。
贵州人筹备数月的“黄果树”香烟，竟在几天内销售一空。
辽宁绥中县地毯厂公关小姐蔡艳带着５０条名贵的纯毛地毯进京，不料仅一个买主开口便要５００条。
北京百货大楼的销售额，在１—８月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这使业务员周晴掩不住心中的喜悦。
“现在是掏腰包的时候了”，一个小伙子在柜台前拍着口袋说。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在低谷中徘徊了一年的中国市场转而抬头向上。
秋季本为销售旺季，又有治理整顿给社会带来的稳定感和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所激发的购买欲，这些都是造成今日经济气氛的原因。但是，亚运会的举办，看来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也许企业界的兴奋点在于重新看到市场销售曲线的上扬。亚运会购物中心里，来自３０个省市区的经销者热烈地谈论着每天４万人在这里留下的近２００万元，因为这一年来市场上能够令他们兴奋的事毕竟不多。
对亚运会持积极态度的人不断增加，根据一项民意测验，已达９０％以上。“我拿不准这中间是否有经济的影响”，亚运会集资部副部长王维俭说，“也许，在体育与经济的交汇点上来解释人们的热情，更符合实际。”
　　　　（三）
体育与经济的结缘并非始于今日。自８０年代中期，体育事业中便源源注入企业界的捐助。到１９８８年，全国６２家企业被评为热心支持体育事业的先进企业，并且在报纸上张榜宣扬，体育与经济已是难解难分。然后，是“体育大战略”和“体育社会化”等观念的纷纷涌出。这一切大体是着眼于经济条件对体育的约束与推动，其间虽有广东健力宝公司依靠中国女排一跃而起的精彩故事，但体育在全国范围内理直气壮地成为一个经济大舞台，确是始于本届亚运会。
“一进９月，我就没有星期天了”，利生体育用品公司副经理汪希林说，“我们比运动员还紧张。”
“今天还不错，总算睡了两个小时的觉”，西苑饭店副总经理卢焕卿揉着发红的眼睛说。
运动员的竞争从９月２２日才真正开始，可是精明的企业经营者早就进入了“战时状态”。运动员、官员、记者、游客……数以十万计的人差不多同一时间从世界各地涌入北京，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事，它给企业界带来的兴奋决不亚于体育界。“这可真是秋天里的一声春雷，”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的一位干部说，“把沉闷的市场炸了个热火朝天”。
亚运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创造了如此多的机会，有人兴奋，有人迟顿；有人全力以赴结果大发其财，有人犹豫彷徨，结果后悔不已。山东“龙川”矿泉水厂看到贵州“苗岭”矿泉水把亚运会指定矿泉水饮料的权利夺去的时候，不免后悔起来：要不是“龙川”犹豫再三，要不是贵州上下全力以赴，副省长赴京洽谈；省长签定合同，何至于被“苗岭”后来居上？
现在，亚运村中大大小小的冰柜里，摆满了“苗岭”，比赛场上运动员捧着“苗岭”一饮而尽，而“龙川”踪影不见。然而，不论是“龙川”还是“苗岭”，都在这中间获得了一种比钱更宝贵的东西。亚运会强化了中国人的机会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率观念，经济利益的纽带连接了各种人的喜怒哀乐，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