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　德高望重——忆向前同志在冀南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7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雄才大略　德高望重
——忆向前同志在冀南的日子里
宋任穷
９月初，在得知徐帅病重的消息以后，心情十分沉重。曾不断询问徐帅的病情，并两次到医院看望。在那令人焦急的日日夜夜里，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期待老帅能够战胜病魔，早日康复。讵料，９月２１日清晨传来徐帅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急忙赶到医院，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向我尊敬的导师作最后的告别。在老帅的遗体前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默默地向老帅致哀。此时此刻，使人悲痛欲绝。
在缅怀徐帅，使人无限悲痛的日子里，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初次见到向前同志，是１９３７年在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失败，向前同志怀着坚定的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等领导同志热情欢迎向前同志，向他表示亲切诚挚的慰问。当时，向前同志表现得深沉镇定，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向前同志在镇原休息数日后，经云阳、西安到了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两次在向前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和启迪。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年多的时间里，向前同志亲自率部到冀南，在领导开辟和发展、巩固冀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显示出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胆识，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
向前同志１９３８年５月初率１２９师７６９团和１１５师６８９团、第五支队等部到达冀南，同行的有１２９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指示，根据１２９师的部署，到冀南统一领导和指挥这个地区的抗日斗争。从此，冀南地区凡属八路军的部队都直接听令于向前同志。
向前同志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他一到冀南，顾不得休息，就听取了先期到达该地区的陈再道、李菁玉和我的汇报，对于我们到达冀南后的工作情况，对于敌伪军分布和民情地貌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他充分肯定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特别是陈再道、李菁玉率领的东进纵队广泛发动群众，收编地方部队，扩大抗日武装，为打开这个地区的抗日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所做的大量工作。此后，凡遇重大问题，向前同志总是同大家特别是陈再道、李菁玉、刘志坚、杨秀峰和我一起商量，共同作出决定。他坦诚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也虚心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向前同志主持下，冀南党、政、军、群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团结一致，亲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向前同志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
　　　　富有创见的军事战略家　
向前同志来冀南以前，这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日伪军严重地威胁着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不少地区还被各色地方武装、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所控制。在平沙无垠、林木稀少，无山地作依托和隐蔽的广大平原地带能否坚持和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还是一个新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向前同志是一位作风深入，注重实际又富有创见的军事战略家。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平原虽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但是如果通过认真发动群众，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争上来，创造出平原地的“人山”，那它就是无敌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然界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人山”好。怎样去创造“人山”呢？向前同志提出，党、政、军、群都要把造“人山”的工作作为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要把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支武装部队到抗战的道路上来，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向前同志说：“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的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向前同志还提出了创造“人山”的具体办法。冀南的同志们完全拥护向前同志的上述意见，党、政、军、群各部门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地进行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日益高涨，组织起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和团体，青壮年纷纷加入八路军，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亲如鱼水，创造“人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向前同志关于在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思想和实践，是具体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范例，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威震敌胆的军事统帅　
当时，日军的铁蹄已踏进冀南，冀南腹地的一部分县城被日军占领。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广大抗日军民的士气，向前同志一到冀南便提出在威县、临清、平乡一线打击敌军的计划。在他的统一指挥下，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０日发起威县战斗，毙敌数百人，并分兵向东、南展开，先后收复临清、夏津、高唐、永年、成安、肥乡、广平等县，日军驻临清之高桥部队和驻威县之清水部队都仓皇弃城逃窜。至此，冀南腹地已为我所控制，冀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向前同志当时声望很高，在收复大片失地后更是声名大震，许多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聊城专员范筑先、临清专员韩多峰、直南专员丁树本等，都慕名专程前来拜见。向前同志亲切会见了他们，遵照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向他们分析全国的抗日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后，这些人大多同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成为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９年初，日寇两次分４路和１１路对我冀南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实现所谓“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日寇对根据地人民残酷摧残、血腥屠杀，对我妇女、儿童的兽行尤为残忍。在向前同志指挥下，我冀南领导机关主动撤离南宫，转入农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机动灵活地分路打击敌人，并开展大规模的破路运动，以隐蔽自己，迟滞和阻止敌快速部队的行动。我军在各地地方武装配合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两次反“扫荡”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各色武装众多，他们巧立番号，独树旗帜，自封司令，局面十分混乱。推动这些旧武装走上抗日的道路，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向前同志十分讲究政策和策略。他总结了前一段东进纵队等成功地收编、改造大量旧武装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四条基本方针：“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我们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我军共同抗战者，我们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证：一、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枪。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的干部与编制，如因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四、帮助其进步。”我们按照这四条基本方针继续进行工作，结果进展顺利，在不长的时间里，有大小数十股武装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编入了八路军的队伍，东进纵队进一步得到扩大。在打击有汉奸暗中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时，向前同志再一次指示我们要严格掌握好政策。他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侵略者那样，因为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百姓，有被逼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我们进行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我们镇压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争取了绝大多数群众，六离会顷刻瓦解。可见，向前同志既是一位威震敌胆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足智多谋，严格而又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向前同志在同奉命担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等人进行反磨擦的斗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团结了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
抓紧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建设，是向前同志在冀南工作时的又一重要贡献。按照向前同志提出的办法，建立抗日政权同收编各色武装同时进行，即解决一个县的武装，便派人进去当抗日县长，建立起县的抗日政权和以县大队为建制的抗日武装。在冀南多数县抗日政权建立的基础上，于１９３８年８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使冀南抗日政权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向前同志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痛，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１９３８年夏季，志坚同志派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我又染病数十日，向前同志的工作更加繁重。向前同志在冀南时，是该革命根据地的统帅，对开辟、发展、巩固根据地实行了坚强的全面领导，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１９３８年下半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先后亲临冀南指导工作，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向前同志同伯承、小平同志一起推动和加快了冀南地区的抗日战争。
１９３９年６月，向前同志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去山东工作。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了向前同志。我在向前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党中央对向前同志光辉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徐向前元帅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他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向前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