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社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纪念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七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7版(理论)
专栏：

　　文化书社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纪念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七十周年
郑士德
在风雨如磐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不少书店。其中，创办最早而经营时间最长的则是１９２０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今天，我们纪念文化书社成立７０周年，学习毛泽东创办书社的革命实践，对于办好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事业，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为此，他创办了文化书社，推广新文化，唤起民众的觉悟。１９２０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化书社缘起》，指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１页）经过紧张筹备，文化书社于９月９日在长沙潮宗街开业。最初发行的书刊有２００多种，报纸２种。其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科学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深受读者欢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每期发行２０００份，《劳动界》每期发行５０００份。毛泽东总结那时的发行情况说：各种新书报“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缘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同上，第２８３页）他还强调说：“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同上，第２８０页）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讨论改造中国等问题。毛泽东说：“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同上，第２８页）会议一致同意把“推广文化书社”列入改造中国的“基本事业”之一。１月１６日，新民学会继续开会，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出席２１人依次发言。毛泽东谈自己的进行计划说：“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同上，第３３页）何叔衡等人提议办印刷局。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部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编译社，后因条件不具备，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同上，第２５２页）这是毛泽东为文化书社确定的宗旨。这个宗旨在毛泽东撰写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多次提及。文化书社在售出的书籍中夹有《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信。信中说：“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同上，第２７７页）１９１９年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周刊时提出：“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３９页）他创办文化书社也坚持了这一信条。当年，书社的经济条件相当困难，开业后的几个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书社五名职员，都没有拿书社的工资。不论经济如何困难，他们决不牺牲自己的宗旨去推销那些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的庸俗下流读物或黄色读物。文化书社的崇高宗旨和目的、方法，在７０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出版发行部门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当年，为实现文化书社的宗旨，毛泽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展书社事业。文化书社的社员多数是追求进步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有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员。经毛泽东多方联络，有些上层人物如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等，社会知名人士如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等，也慷慨投资成为书社社员。１９２６年，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为标榜“民主自由”，也向书社投资４００元毫洋。这些人士投资，在经济上支持了书社发展，在政治上扩大了书社的社会影响，为推广新文化，增加了助力，减少了阻力。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实践。
推广新文化，光靠一个书社的力量是有限的。毛泽东很注重发行网的建设。他联合各地有识之士先后在平江等９个县建立了文化书社分社，还在长沙的７所学校建立了书报贩卖部。建党以后，各地的党团组织都协助文化书社发行书报。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发行工作不仅是宣传文化工作、商业工作，也是一项组织工作，只有把各种发行力量组织好，才能书畅其流。
在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下，书社工作人员都具有较高的觉悟和坚定的革命意志。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文化书社被捣毁，各分社也相继被毁。第二任书社经理李庠被反动军警逮捕，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逼他供出中共临时省委的机密。他正义凛然，光荣牺牲。同他一起被捕的书社职员冯福生，受尽酷刑，后来越狱成功，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也在书社工作。他和书社另几位职员许文亮、刘大身等，后来都到了中央苏区，先后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牺牲。
毛泽东这样重视文化书社的作用，就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除了民主、科学的启蒙，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革命，需要革命的学说；要反帝，需要反帝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的学说和武器。今天，我们纪念文化书社７０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业，向广大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