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选择中国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我为什么选择中国
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一中教师 乌云
编者按：８月３０日，内蒙古哲里木盟高级教师乌云在北京市向４００名教师讲述了她的事迹。现将她的报告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
我是华籍日本人，叫立花珠美，是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１９３８年，我生于日本；１９４０年，随父母来到中国，住在内蒙古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日本人所建的新安东省就设在那里。
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当地一些日本军政人员仓皇逃命。父亲是公务员，恰在这时去通辽出差，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五个孩子。最大的姐姐１１岁，最小的妹妹未满周岁，我８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一天黄昏，母亲带着我们上了一辆日军派来的大卡车。第二天到了野外，四周是一片稻田。这里已聚集了许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带队日本军官将我们集中在一起往东走。这样大约走了两天，我们到了哥根庙的后面。
这里四周是山，中间一块平原。平原中间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公路南边是一条宽十多米的大沟。到哥根庙不久，我们就发现被苏军包围了。日军指挥官命令大家跳进沟里去。１１岁的姐姐一下跳了下去，被后跳的人压在最底层，就这样，姐姐被压死了。我扯着妈妈的衣襟不放，妈妈还背着小妹，所以等我们跳下去时，已是最后一批。
“轰”——一颗手榴弹在人堆中爆炸了。这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我们娘三个侥幸活了下来，可我们必须自杀。妈妈用战刀先杀死了妹妹，我乘机跑开了。跑了四五十米，回头一看，母亲已自杀倒在妹妹身旁。我拚命跑回妈妈身边，母亲还有口气。她睁开眼，断断续续地说：“兜里有钱和照片，带上去通辽找爸爸。”然后又让我去看姐姐和弟弟。姐姐已经死了。我爬上公路，发现两个弟弟也已死在勒勒车上。母亲挨了四五个小时，到黄昏时咽了气。
我在死人堆里又过了四天。饿了吃死人身上的食物，渴了喝混着血污的雨水。我要回日本，可我一个伴也没找到，只在死人堆上发现两个啼哭的婴儿。
这时东边走来一位中国老大爷。因为在王爷庙时我们常和中国人做买卖，所以并不害怕。他走近跟前，看出我是日本孤儿，便拍了拍我的头，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往西指了指，意思让我上他家去。我摇了摇头，我怕被交给苏联人。他又比划着，我看出他是真心同情我，便跟他走了。到了他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给我吃苞米粥，由于几天的饥饿，苞米粥吃到嘴里也觉得很香很香。
这位姓崔的贫农老大爷家很穷，家里５个孩子都还光着腚。他把我送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这就是我现在的阿爸、阿妈。
（二）
我的阿爸是蒙族，阿妈是汉族。他们视我如掌上明珠。从此我就有了慈爱的母亲，幸福温暖的家庭。就这样，我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１９５７年，我大学毕业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听到这个消息，我寻找亲人的心愿便萌动了。
这时，有位叫萨木拉的日本华侨回国探亲，我便去呼和浩特市找他。我向他提供了几条关键的线索：我父亲、母亲、姐姐、我自己的名字，来中国的时间，父亲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父亲，我在日本还应该有个哥哥。在儿时记忆里，日本母亲常收到日本方面的来信，信中常夹着一个小男孩的照片，母亲每看到他的照片就落泪。母亲说：他是你的亲哥哥，我们出国时把他留在日本了。萨木拉先生也是蒙族，他很热情，听了我的线索，表示一定尽力去找，并安慰我不要着急。
萨木拉先生４月中旬回到日本，５月份我就接到日本方面的来信。信的署名是“立花甫”。我的心“格登”一下，这不就是我的亲哥哥吗？这是梦吗？３５年的分别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拿着信发疯似地对周围邻居、同事们喊：“我找到日本亲哥哥了，我找到日本亲哥哥了！”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３５年的酸甜苦辣在我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我要给哥哥写信。可拿起笔，泪水止不住流，写几行，眼泪便打湿信纸，直到天明才写完了信。
哥哥很快回信了，他要我回日本探亲，为父母扫墓。
１９８１年２月我得到了护照。可当时我正任初三的班主任，还差几个月孩子们就毕业了。他们听说我要回国探亲，依依不舍，含泪说：“老师，您当我们班主任都两年半了，再过几个月您再走行吗？”听着他们的请求，我感动了，我又何尝舍得下他们！所以直到这年８月７日，我才坐上中国民航机，飞抵日本。随着机身下降，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日本国土，泪水潸潸而下。
飞机在大阪机场降落。两位日本记者早已在此等候，我叮嘱女儿：“孩子，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千万别东张西望，丢了中国的尊严。咱们要昂起头，挺起胸，拿出中国人的志气来！”
我望见哥哥了，我奔跑过去，哥哥也不顾检票口警察的阻拦往里冲，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热泪横流。
我家住在四国岛的德岛市，与大阪隔海相望。轮船靠近码头，我望见许多人站在那儿，打着“欢迎乌云先生”、“欢迎立花珠美”的旗子，那盛大的欢迎场面使我十分激动。
车到市郊我家附近，町里男女老少夹道欢迎，当地神社还特意开了个欢迎会，有县议员参加。县长给我家发了贺电，第二天又派县议员给我家送来５万日元的慰问金。我沉浸在与亲人团聚的幸福之中。
我哥哥在县劳动基准署做课长，嫂子在农民协理会工作。从他们口中得知，我父亲在找不到我们的情况下，已于１９４５年回国。１９７２年去世。这次回日本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见到父亲。
尽管见到亲人很高兴，可毕竟和哥哥很陌生。哥哥也感到了这种隔阂。为了增进感情，他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带我出去旅游，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情况。我去了东京、大阪、神户，并到高崎市拜谢了萨木拉先生。说心里话，即使在游览名胜古迹时，我也愉快不起来，我老想念中国。
我想我的阿妈。阿妈，给了我很多的爱。她为了将我养育成人，吃了很多的苦。记得小时候，我得重感冒，烧得厉害，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阿妈急得团团转。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阿妈盖着两层大被紧紧地搂着我，为我捂汗。我还记得，阿妈为供我念书，节衣缩食，老母鸡下几个鸡蛋都舍不得吃，攒够１０个拿出去换点钱供我上学。我还记得，阿妈在数九寒天到野外扫碱，熬成碱块卖钱，阿妈的一双手泡得都变了颜色。多好的阿妈，今天我能成为人民教师，是阿妈的心血！
我还想起了伟大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所在的中学了解到我的身世，让我享受特等助学金；我没钱回家，学校给批了路费。后来我被保送上大学，特等助学金伴我大学毕业。我深深地感激党和国家，还在上中学时，我在一篇作文中表达了我的心声：“我爱中国——伟大的母亲”！
（三）
１９５７年，我被分配到库伦中学教书。库伦贫穷偏僻，旗所在地就在山沟里。房子连着沟坎，房下支着立木，悬在半空。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一呆就是３０年，后来，我还真离不开这山沟沟了。
在库伦，我与同校马老师（蒙族人）相处相爱，婚后生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家庭很幸福。可不幸的是，爱人患肝硬化，１９７１年去世了。这对我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两个孩子都不到１０岁，生活的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这时是领导和同事、学生们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在爱人刚去世的日子里，他们怕我孤独寂寞，天天来我家，帮我做饭，给我作伴。上坟时，也是老师和学生们陪着去。直到现在，我孩子给他爸上坟，还有和他一块儿长大的孩子陪着。在生活上他们也处处照顾我。当地每年要打一次柴火，要背煤，要抹一次房子。学校领导关心我。不用我开口，柴火满了，煤也送到家，房顶上破例给我铺了瓦，连学校领导的房子上都没有瓦啊！我有病或孩子有病，他们跑前跑后地请医生拿药。孩子六年级时患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那时他爸刚死两年，老师们怕我痛苦，孩子手术时，医院走廊里站满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们都是来陪我的。还有我们库伦旗的领导，逢年过节总是问寒问暖。１９８３年，库伦旗为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在经济紧张情况下盖了１５间北京平房，三间一户，一共五户，分给教育系统一户，这一户就给了我。我非常过意不去，一再找教育局，找组织部，找旗委书记，才把房子退掉。
中国人民给了我无比的爱，我又把爱给了学生。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间，我一直任初中班主任。当地生源来自农村，刚上初一的孩子才十二三岁，离开父母都十分想家，我就担负起父母亲的责任，安定他们的思想，和他们做游戏，看电影，唠嗑。他们生活还不能自理，我就充当保管员，把他们的钱和粮票存起来。孩子们病了，我背着他们去医院看病，需要服药的，我就把药拿到家里去熬。有的学生要吃一两个月的药，我就坚持熬一两个月。学生病了，学校没有病号饭，我就在家里熬点粥，煮几个鸡蛋，带点咸菜给他们送去。
有个学生有夜尿症，这事儿你跟他说吧，怕他害臊，伤了自尊；不说，他就总睡在湿褥子上。我先做几个住得离他近的同学的工作，让他们每天半夜时叫他，然后每天趁学生上操时偷偷把他的褥子晾出来，中午差不多干了，在他下课之前将被子原封不动摆好，还定期帮他拆洗被子。半年后，他的病好了。
还有个学生叫包玉山，身体十分弱小。我就让他住到我家和儿子作伴，这一住就是三年。当时细粮很少，可每次义务劳动，我都要给他烙两张饼，炒几个鸡蛋带上，惹得儿子直撅嘴。一天晚上，包玉山肚子疼，我就给他揉啊揉，直到天明他睡着了，我才去睡。包玉山现在是哲里木盟医院的医生，每次回家，第一站就是去我家，吃完中饭才回他自己的家。
我们班还有个学生叫金小，面临辍学的危险。她父母年迈多病，家庭困难。为了上学，每周总吃炒面，从不订饭。我看到后非常同情，就用自己的钱给她垫上，后来干脆让她到我家来吃。她后来上了大学，当了教育局干部，至今与我关系密切。
除非躺倒起不来，否则我一定坚持给学生们上课。我爱人是１９７１年２月８日去世的，我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可想到周围有那么多的同事、学生关心我，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３月１日开学，我又出现在讲台上。还有一次劳动，我正害眼病，眼睛肿得厉害，仍坚持和学生一起干。那天是堵河，要迅速往河里填土，否则堵不住。可能是干得太猛，觉得眼睛很模糊，仿佛镜片擦不干净似的。因为怕耽误课，过了几天才去医院，医生说我已落下永久性白翳。现在我双眼的视力只有０．１、０．０５。一次学期期末，我胸疼得厉害，可当时正是学生最需要我的时候，便坚持上课。直到元旦那两天，我病倒了，被送往医院检查，是胸膜炎，先后抽出胸积水２０００毫升。
我把爱给了学生，学生们也把他们的爱给了我。记得一天正上课，外面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下课时，学生们都冲出去了。我很疑惑：他们干嘛去了？结果学生每人捡一个大树枝子往我家拖呢，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喊：“同学们，可别再拖了，别把你们淋坏了，别让雷击着。”上课了，我面对学生想谢谢他们，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正在备课，有几个学生敲门，我让他们进来，他们都把手放在衣襟下面，互相看着笑嘻嘻地却一言不发。大点的一使眼色，几个人每人拿出一个苹果，那苹果还带着孩子的体温，热乎乎的。我说干嘛呀，他们说：老师，我们看您脸色不太好，一人花５分钱给您买一个苹果。那是１９７０年，５分钱的苹果对这些孩子来说是稀罕的，有的孩子根本就没吃过苹果。我简直无法报答孩子们的情意，只好煮了一锅地瓜，大家边啃地瓜边聊天。
现在，我的学生可以说遍及内蒙古各个盟。每到节假日，他们结伙成群地来看我，我感到十分骄傲。就是这些学生揪着我的心啊！我要快点回中国。 　　　　　　　　　　　　　
刚去日本时，哥哥让我定居，我没表态。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坐在一起，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房子已经买下了，家用电器我们给你凑钱买一套，你和女儿的工作也好安排。日本最受尊敬的职业是教师，你们仍可以做教育工作，你儿子是学医的，３５岁以后可以开私立诊所，那时你就成了“尊贵的夫人”了。可我觉得我和他们想得不一样，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国那一摊子。１１月，大阪有个超级世界女排赛，那天晚上，中、日争夺冠军。我那时为中国女排捏了一把汗啊！她们要胜了，我就高兴，她们要是没打好，我就唉声叹气。这种情绪被一旁的兄嫂注意到了。后来我嫂子问：“你到底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还是站在日本立场上？”当时我只是笑笑。可兄嫂已经明白，我的感情在中国。所以他们表示只要我在中国生活幸福，就让我回中国。但他们还是挽留我看了樱花再回国。可我思念阿妈，思念我的学生，思念我的库伦，思念我的祖国，所以，不到半年我就回来了。当我重上日本飞机飞越大海时，我流下了眼泪，因为我离开了日本亲人。可我看到中国大地，我又是那样激动与轻松。我今天在这里做报告，我要说：我爱日本，可我更热爱社会主义中国！　　　（高进贤　陈晓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