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墓前遐想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赵树理墓前遐想
潘保安
我常常沿着黄土小道，独上西山。那里有个小土坟，葬着作家赵树理。后来，土坟改成小陵园，竖一块极高大厚重的汉白玉碑。
前方不远处，沁河滔滔来了又去，把一个个记忆扔在河滩。右面是尉迟村，赵树理的故乡。据说唐朝尉迟敬德将军曾在这里编簸箕，不知这位战功赫赫有门神之威的大将何以弃官从业做了个体户？历史分明记着，村中那座略显破败的小四合院，西阁楼的一盘土炕上，曾诞生了一位人民作家。院后是连片的果园和起伏的山峦。青山苍苍，峰奇峦秀。左近的谷田，一顶褐色草帽掩半张古铜大脸，正把光裸的黑背弯成一张弓，挥镰割草。
中国现代作家中，对故乡毕生怀着刻骨铭心的眷恋的，恐怕莫过于赵树理了。他曾说，中国就数山西好，山西就数晋东南好，晋东南就数沁水好，而沁水县呢？最好的是尉迟村！３０年代，他沿着故乡崎岖的山路走向世界，心却从未离开过尉迟村的一草一木。
是的，他笑着将三仙姑二诸葛们从迷梦中摇醒，他为小二黑小芹们的觉悟快乐，也为孟祥英们的翻身欢欣，轻轻拭去福贵眼边屈辱的泪水，他愤怒鞭挞阎家山的恶霸！金旺兄弟的丑恶嘴脸发人深思：流氓无产者混入革命政权是多么可怕！为了让人们更彻底地理解什么叫剥削，他苦口婆心，在《地板》中向农民灌输粗浅的政治经济学。调侃乐观的李有才打响竹板，把一幅乡村生活的现实风景娓娓叙述，细细描绘，入世与劝世，改革与斗争，构成生命主题，创造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形象……这一切，无不烙有故乡生活的印迹，无一不是倾诉给故乡人民的心曲。
５０年代初，作家以《登记》再次奏出他创作的最强音，那是一曲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欢乐颂，已不含半点悲怆。不久，他回故乡来了！没半点衣锦归乡的俗气，也没有一丝大名人十足的官架，老赵永远是老赵！接过乡亲的烟袋，盘腿老炕，与村干部一起规划尉迟村的远景。他捐购了沁水县第一台锅驼机，沁河水有史以来用机器浇灌故乡的庄稼。他购来纯种绵羊，着手改造陈旧畜牧。他从东北购回苹果、梨苗，于是西山坡有了一片大果园。１９５８年，他索性回到故乡担任县委副书记，蹲点尉迟，去进行一系列建设新农村的实验。这年秋天，尉迟村水库破土动工，南河滩开始垫土造田。那些日子里，他既是设计师，又当总指挥，起早摸黑，拉平车，打炮眼，挥铁锹，满身尘土。他说，水库要养鱼，让乡亲们尝鲜；他说，水利要配套，三级机器提水，引河上山，让全部旱田变水田，然后引进水稻，种荷养鹅；他甚至试过引进高丽参，在故乡山上培植……
５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赵树理心情愉快精神抖擞，写下了一批讴歌新生活的名篇，又迫不及待地一头扎回故乡，做起建设新农村的改革和实验。他甚至说：“只要一亩地多打３０斤粮，我就不干作家！”
１９５８年中国“大跃进”造成的６０年代初三年大饥馑，使赵树理陷入迷茫和痛苦之中。为什么吹牛受褒奖，撒谎成为时尚？他拍案而起！在阳城，他勇顶逆风，以科学精神戳穿县委领导人的虚夸；在尉迟，他参与瞒产，伙同乡亲把小麦藏进棺材和空房；在长治，他找地委领导谈话，指出农村工作中的弊端；在北京，他为民请命上书，要求改变部分农村现行政策；在大连，他痛斥大跃进“天聋地哑”，痛心疾首地诉说农民生活的窘况，说“尉迟村过年贴对子，老百姓对子越贴越窄，连花椒也买不起！”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赵树理离开了人世。在肋骨被打断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关心尉迟村的生产情况，叮咛说一定要把流传在故乡一带的泽州秧歌恢复起来，让老百姓观看……
他爱故乡呵！
更爱故乡的百姓。
农村大改革以来，尉迟村大变：出现了成片新楼，阡陌纵横，果园丰收。人们没有了“二诸葛”的愚昧，“吃不饱”的烦忧，“小腿疼”的懒惰，“三仙姑”的胭脂也早被“奥琪系列”所代替。
然而这一切，赵树理是看不到了。
因此，我常常来这里靠着洁白的墓碑，点燃一支烟，和他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