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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作证——高山连纪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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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10-18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大山作证
——高山连纪行
张玉清 俞源宗
5月的一天,我到海拔2000多米的五峰山,看看长年生活在那里的某部高山连的战士们。
吉普车一早就沿着通往五峰的道路驶去。越往前地势越高,汽车开始盘旋蛇行在苍翠葱茏重峦叠嶂的盘山公路上。山下热浪逼人,山上却凉风习习。车过半山腰,那里的树叶已经泛黄,山峦笼罩在一片秋色之中。山的阴坡上偶见一片片残存的积雪。战士们换上了单帽,却还穿着棉衣,几个班的宿舍,早就揭开纸封的双层窗户,战士们时常在窗口翘首仰望,像是在期盼什么。
“来了,来了。”中午,只见走廊里一阵热闹,随着战士们的目光看去,走廊一端天花板处,两只燕子在窝旁呢喃地叫着。真新鲜,山下早已是鸟语花香,许多燕子怕是快将乳燕孵出来了,这对燕子为何不去争春呢?
连长告诉我:连队进山初期山上尽是茅草。住的是帐篷,常常被狂风卷起。后来山上盖起营房,第二年这里就来了这对燕子,不停地飞来飞去,衔泥筑窝。5月底前后,这对燕子准时来到山上,时常落在战士宿舍窗台上,战士们都不忍心去惊动它。有一次,一位新战士搬来梯子,想把燕子捉下来玩玩,老连长见了大发脾气,把他狠狠说了一顿。他指着燕窝说:“这对燕子伴随我们生活多年了,它是我们扎根高山,坚守国防的见证。”从此,连里的战士们更加敬重这同甘共苦的伴侣,冬天送它们南去,春天盼它们归来,每年维修营房都小心翼翼地给窝四周打扫一遍,让它们住得更舒适些。
从营房到山顶除一条盘山道外,还有大约300米远的小路,路面坡度50度。踏着向下滑的石子,我一步一步吃力地向上攀登。离高山顶不到20米处,指导员手一挥:“看!这是山顶上唯一的一棵松树,大家都称它相思树。这些年干部调走,战士复员,都在这里留影纪念。”
一对燕子,一棵松树,对我们诉说了五峰山动人的故事,而更动人的是官兵们那闪光的精神。来自首都的连长周大春,是第一个带领战士进驻群山的北京人。他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白皙的脸庞透着智慧和刚毅。他是60年代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弃笔从戎的大学生,那年才23岁。五峰山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重要。周连长来部队的第三个年头,上级便派他带领连队占领这座最高的山头,担负起方圆100多华里的战备观察任务。这里的群山,顶峰怪石嶙立,只有枯树和茅草在山风中摇曳。他们只好在一片较平的山岗上搭起十几顶帐篷建起了简陋的家。夜晚,野狼的嚎叫同呼啸的山风吹打帐篷的呱呱声交织一起,使人直打寒颤。吃水是战士们遇到的第一难题,每天要到千米之外的山下挑水,一次有个战士竟因挑水失足而摔断了腿。面对这艰苦的环境,有的战士要求退伍。在一次教育课上,周连长说:“我就不信,咱这百十号人就熬不住,用双手建不起一个幸福的乐园?男子汉大丈夫,活着就得活出个样来。”
建营房修道路是第一个硬仗。周连长带领战士们开山放炮,用肩扛,用手抬,常常天不明起床,不见星星不收工。一次打炮眼,一个战士不小心一锤打在周连长的手指上,顿时左小指被砸掉,鲜血染红了衣衫。战士吓傻了,周连长强忍着疼说:“不要怕,没事,你们快去干活。”说着,晕倒在工地上了。指导员和三名战士把他送进医院,十几名战士纷纷来到医院,请求医生割断自己的手指给连长接上。周连长望着那十几双恳切而又熟悉的面庞,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睛,伤还没痊愈就跑回连队,身影又出现在工地上。战士们感动啦!劲更足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荒无人烟的群山上两排整齐的瓦房拔地而起,盘山公路盘上云端,鲜花绽开了笑脸,机器的轰鸣声回响在整个群山。
冬去春来,一晃五年过去了,周连长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28岁的黑大汉。在北京工作的双亲为他的婚事不知托人介绍了多少,都因不能马上转业回北京而告吹了,最后,和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结了婚。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连队度蜜月,偏赶上天气极冷,取暖用煤又特别紧张。在城市住惯了烧煤气楼房的妻子冷得整天穿着皮大衣。可是,周连长看到连队有的战士晚上戴着棉帽睡觉时,又怎么忍心从战士的煤灶里要煤让妻子取暖呢?没几天,妻子的耳朵起了冻疮。她感到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连队。
部队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准备让他转业,周连长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妻子,她高兴得一蹦老高,在家里张罗着收拾房子,帮助他联系工作。后来,周连长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因转业的名额少他又留队了。她回信了,但当他拆开一看,不足200字,字字如冰块。周连长感到惶惑。他了解妻子的心,她希望两人在一起过着平静、舒适、温暖的生活,而他又何尝不想那样呢?他两次探家休假,甚至比在部队还忙,为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补偿作为丈夫往日无法尽到对一个家庭的责任,与对妻子欠下的感情债。妻子上班离工厂10多公里,每天早晨周连长总是帮助做饭,然后把她送到车站,晚上再把她接回。
军人毕竟是军人,短暂的假期一结束,一种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马上使他回到遥远的五峰山。周大春在五峰山洒下的汗水有了结晶,他六次荣立三等功,连队年年荣立集体三等功。当他准备庆贺结婚两周年的时候,连续收到妻子四封电报,内容是速回办理离婚手续。团里派人调解,团长亲自写信劝说,都无效;他回家说,也无效。离婚时,周大春只说了声:“祝你幸福。”便即刻回到五峰山战士中间,同往日一样,带领战士们摸爬滚打,值班、查哨、教歌。在训练场、厨房、球场,他的笑声伴着战士们的笑声一起回荡在五峰山。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能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干工作,如我不能勉强她的爱一样,她也不能改变我的爱。”
中午,在饭堂,我遇到一个青年名叫李军的战士,今年24岁,是1985年入伍的老兵,沂蒙山区沂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头,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不过因为值夜班刚回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褪尽。他入伍前是县文艺宣传队的歌手,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参加地区文艺调演获得二等奖,家里让他考音乐学院,地区歌舞团准备调他进歌舞团当独唱演员。他的前途就像飘逸的彩带一样诱人。可1985年征兵一开始,他就毅然放弃考大学进文工团的机会,报名参军,来到这五峰山。连队火热的生活陶冶锻炼着他,他不仅军事训练次次获得优秀,年年被评为训练标兵,战备值班万无一失,而且业余时间他苦练演唱基本功,一边编演文艺节目,一边为战友们歌唱,他的一首歌常常使战友们精神倍增,训练、劳动的疲劳和高山生活的孤寂被他的歌声冲到了九霄云外。一次,他患重感冒,嗓子有些嘶哑。新战友刚来连队有的因想家而流泪,为了活跃新同志的情绪,冲淡一下思乡之情,他为新战友举办了一台歌舞晚会。他的歌声和滑稽的动作,使想家的战友不得不捧腹大笑,想家的念头忘却了。入伍五年来,大山深处到处回荡着他那优美动听的歌声,他先后为战士演过200多个专场,举办过上百次文艺晚会,星期天节假日大家都能看到他精彩的表演,被全连官兵誉为“歌星”和“笑星”。
傍晚的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红,又那么圆,它那美丽的影子把半个天空都织成了发光的锦缎。在想思树旁,我就要告别官兵启程下山了。这时,只见一个中等身材、膀大腰圆,身背极壮,佩戴着下士军衔的士兵跑来,“别慌,别慌,请留个影儿。”边说边按动了相机的快门。照完像,我们边走边聊,他是1988年从深圳特区入伍的二班长,名字叫刘乃禄。入伍前跟着父亲在特区从事照像行业。一年盈利十万多元。我问他:“你不觉得当兵吃亏了吗?”他把相机收起来笑了笑说:“怎么不觉得,咱们军人也是人,不过都觉得个人吃亏,那祖国谁来保卫?”他又指了指周围的群山,“瞧,多憋得慌,物质文化生活单调,一个月也看不上一场电影,电视收不到信号,比起特区灯红酒绿、洋楼、高级影院,生活条件差远了。但我想,作为一个青年人,就应该有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概。”我说:“你不想早日复员回去吗?”他笑起来:“谁不想呢?说不想那是假的,可我现在不愿回去。如果父母及亲友问我在部队干的咋样,我怎么回答?!我带着光荣花而来,还要带着军功章而归。”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回响着这个战士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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