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徐帅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徐帅
程子华
惊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同志逝世的噩耗，我不胜哀痛。向前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失去了一位深受我爱戴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向前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在年轻时代的勃勃英姿，历历如在眼前。
我和向前同志是太原国民师范的前后同学，他早于我离开太原国民师范，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和寻求真理的愿望，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我是太原国民师范后期的学生。１９２７年初，我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向前同志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队长，我们在这里熟识了。向前同志薪水多，我们几个山西籍的同学经常要他星期天带我们到汉口鸿宾楼吃山西饭，相互交谈革命情况，向前同志给我们讲过广州黄埔军校的情况和黄埔精神。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思想进步，性格豪爽。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４月２３日，武汉各界群众３０万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武汉分校的同学都参加了，还举行了游行示威。武汉政府军队于４月２１日在武昌誓师北伐，开赴河南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四川军阀杨森从鄂西向汉阳开进，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沿武长铁路向武昌进攻，想乘武汉兵力空虚，捣乱北伐军后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奉命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同二十四师并肩作战，在土地堂打败了夏斗寅。以后，我们准备截击杨森部队的后路，但杨森部已在仙桃镇被打败。当我军进到烽口时，该敌已经逃走，我们又回师武汉分校。打败了夏斗寅和杨森，巩固了大后方。这时，武汉的形势很紧张。７月１５日，汪精卫背叛革命。不久，武汉分校改编为张发奎的教导团。这一时期，正是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的时期。在革命形势最为严峻、最为困难的时刻，向前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充分体现了向前同志对真理执著不懈的追求。
８月１日，教导团从武昌乘船出发开往九江，第三天到了九江江中，张发奎认为武汉分校学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准我们上岸。后经交涉，答应我们上岸后交枪，才准上岸。当天晚上，我们徒步来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露营。这时我想，缴枪后还会清党，自己不是被抓去坐牢，就是被枪毙，不如离开教导团，到别处去革命。第二天，经请示连队党的负责人同意后，我离开了教导团。
在当时全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到哪里去找党呢？我先到了武汉，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了我的老同学、共产党员聂鑫沅，不料他也和党失去了联系。后又碰到老同学、共产党员贾绍谊，他提议去上海找党中央，于是，我们俩乘船到了上海，住在英租界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吃早饭时，在饭厅碰到了也住在这家旅馆的向前同志，我们都感到喜出望外。经过交谈，我才了解到，向前同志也是从教导团出来的，他先去武汉找党，因没找到，就辗转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通过向前同志，我很顺利地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党中央派人同我谈了话，并让我到广东参加贺（龙）、叶（挺）军，我同意了。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几经曲折，但没有找到贺、叶军。幸好在广州找到了我原来所在的教导团，我见到了连队党的负责人，汇报了我离开九江以后的经过，并要求归队，得到了他的同意。这样，在历时３个月之后，我又重返教导团。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广州又巧遇了向前同志。党中央派向前同志来到广州工作，住在一家旅馆，我去旅馆看望了他。不久，我们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准备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部队到东江攻打起义军，张发奎乘机从江西回师，于１０月初占领了广州。桂系军阀为夺回广州，由广西派部队沿西江向广州进发，张发奎派他的主力第四军去迎战，把教导团留在广州维持后方。在广州兵力空虚的情况下，我党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向前同志指挥赤卫队第六联队进行了英勇战斗。广州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高举起义大旗，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我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之一。
１３日晚上，我们从广州突围出来，撤到沙河一线，击退了反动商团的袭击，连夜向花县前进。参加起义以来，大家一直没有睡觉，非常疲劳，许多同志边走边睡，有的同志因此滚到了山沟里。１４日晚，部队到达花县的象山，在那里露营。次日早晨，反动民团占领了四面的山头，来围攻我们。在这危急的关头，向前同志来了。这是我们参加广州起义以后第一次见面，感到格外亲热。他说：“民团松得很，你们就冲吧，一冲就跑了。”我们依他所说，向民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敌人果然仓皇逃走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向前同志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那时，花县几乎村村有民团，我们每过一个村庄，就得打一仗，直到１５日下午，才到达花县县城。１６日早晨，民团又来攻城，因为我们一路上不断遭到民团的骚扰，大家早就憋了一股火，于是向民团猛打猛冲，打得民团死伤遍野。从此，民团知道了起义军的厉害，再也不敢骚扰了。起义部队决定在花县休整，并召开了党的会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王侃予、参谋长袁裕（国平），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我所在的一营编为十团，向前同志任十团党代表。红四师这支人民军队，经过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以后，光荣地诞生了。红四师一成立，就决定到海陆丰苏区，与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为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达海陆丰后，与红二师会合。从１９２８年１月到６月，红二、四师进行了大大小小多次战斗，因打的都是硬仗，所以损失很重。叶镛同志牺牲后，广东省委决定由向前同志担任红四师师长，继续在海丰山区战斗。当时，条件很艰苦，处境非常困难，到最后打得仅剩下２０多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前同志仍然带领红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体现了向前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百折不挠，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胆略。后来，广东省委得知了这一情况，决定让向前同志率２０多名红军战士撤出海陆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１２００多名学生撤到海陆丰，这些学生不作为干部使用，部队不补充农民和俘虏兵，学生们均被作为战士使用。那时，不会打游击战，不管敌军多少，硬打硬拚，绝大多数同志在作战中牺牲了，令人非常惋惜。我在１９２８年３月攻打惠来城的战斗中负了伤，组织上把我留在普宁县南山里治疗。伤愈以后，我到普宁、潮阳、惠来三县成立的独立团当会计。红四师失败以后，敌人又集中力量打我们，独立团寡不敌众，被打散了。因当地无法存身，我只身一人辗转到了汕头、上海、山西老家等地找党，但均未找到。后来，我又到了河南南阳，在国民党岳维峻部接上了党的关系，在部队中做秘密工作，并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４日领导了大冶兵暴。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我和向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情谊。这种革命情谊，时间愈长，而愈发深厚。全国解放以后，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我经常前往探望。我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战斗岁月的难忘经历和走过的曲折道路，想起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心情很不平静，深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审查我的历史，想在我曾失掉党的关系上做文章，由于向前同志如实作了证明，才使得我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得到了澄清，体现出向前同志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１９８４年６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向前同志任会长，我任常务副会长。在向前同志直接领导下，确定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主旨、方针和任务，解决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年来，黄埔同学会遵循“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按照“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外和台湾”的方针进行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１９８８年，向前同志改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我任顾问。但向前同志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今年春节，向前同志与聂荣臻元帅一同发表了对海内外黄埔师生的重要谈话，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向前同志住院之前，抱病会见了海外来的与他同期的重要的黄埔同学，共商祖国统一大业，为推动祖国统一而忘我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向前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反对作假。向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向前同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军缔造者之一，具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深厚的军事理论造诣。我所写到的，仅仅是他光辉一生的一部分。向前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挫折，但他意志非常坚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毫不动摇。向前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向前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