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湘剧《琵琶记》的改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谈湘剧《琵琶记》的改编
郭汉城
改戏难，改名著更难，改编像《琶琶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篇幅长，容量大，勉强把它装在两个半小时以内，难免“削足适履”。再加上思想倾向复杂，精华糟粕辨认不易。有这二难，使许多人有心问津，又望而生畏。前不久，湘剧《琵琶记》来京演出，彭俐侬、范舟在解决这二个难题上是成功的。
原本《琵琶记》四十二出，在所有传奇剧本中，它保留在舞台上的折子戏是最多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表演艺术，是历代艺人智慧的创造。面对这种情况，《琵琶记》的改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大砍大杀，向时间就范；要么突破一夜的限制，把它的艺术精华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改编者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得失，采用二场演出的形式，把“称庆送别”、“饥荒抢粮”、“赏荷盘夫”、“临终嘱托”、“描容上路”、“扫松下书”、“赵氏闯帘”、“书馆悲逢”、“打三不孝”等长期脍炙人口、至今活在舞台上的精采折子，容纳在上下本中。演出效果表明，改编者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保留”，既不是将老折子戏原封不动地移入改编本中，也不是简单的“冰糖葫芦”式的串演，而是溶进了改编者新认识的在原基础上的再创造。对于《琵琶记》这个戏的主旨，历来众说不一，莫衷一是。实事求是地说，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正统儒家学说的范围。高则诚作为元代一个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陶冶的士人有其阶级局限性。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向往着圣君贤相的“至治”；他愤慨于现实的黑暗，又幻想着回复到旧日的“天堂”。这样的思想反映在《琵琶记》中，就使作品呈现出一幅极其矛盾、复杂的景象：一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者，一面又希望他们幡然悔悟；一面同情受害者、赞美他（她）们的行为，一面又把他们看作是封建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一面通过真实的生活场面的描写，深刻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一面又时时处处使人感觉到作者在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一个“忠孝双全”的“大团圆”结局；一面显示出作家巨大的文学才能，一面又感到他的狭窄的精神世界。
《琵琶记》经过在民间数百年的流传，现实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突破原作思想体系的局限，民间的改编并没有完成，还有待于今天的作家对它作辩证的、历史的、审美的分析和改编。
湘剧《琵琶记》改本的演出说明，改编者对原本从整体、局部到具体细节都作过认真的研究，因而能高屋建瓴地发其要旨、抉其幽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功地进行了推陈出新。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一、保留和发扬了原作的人民性，删蔓去芜，更集中、鲜明地突出了富贵与贫贱、邪恶与善良对比的总体格局。“大团圆”结局改造的成功，成为全剧思想境界升华的决定性因素。改编者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区别同时存在于这个结局中的作家宣扬封建道德的主观意图和客观的悲剧因素，作为“大团圆”结局核心的两个老婆的问题，改编者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一种客观的生活现象，也不抽象地论断它的是非。改编者摆脱了这些思想障碍，就可以顺着戏剧情势发展的趋势，删去“一门旌表”等情节，加强对牛相的讽刺，深化了赵五娘、牛小姐、张大公等由这场悲剧造成的心上的伤痕，使“大团圆”的形式，烘托着大悲哀的实质，唤起观众沉痛的深思。二、调整了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原本中罪魁祸首的牛丞相，由悔悟达到了自我完善、回归“正道”，完成全剧封建伦理大胜利的主旨。改本中对他批判贯穿到底；原本中对蔡伯喈曲为回护，改本既同情他的受害、不幸，也批评他的软弱、动摇；在原本中，赵五娘的形象真实地体现着中国劳动妇女善良、勤劳、坚韧的美德，但“孝妇典型”的影子也紧紧缠绕着她，干扰着对她的丰富、复杂的心理的开掘，改本把她的行动从作家的封建观念中解脱出来，加强对她的心理刻画，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是有非、有爱有恨的真实而丰满的艺术形象。改本把原本的“赵氏闯帘”，由“一闯帘”改为“三闯帘”，把她经过人生的巨大苦难磨练出来的深沉、智慧、勇气和对命运的执著追求的性格更充分的表现出来，是一个成功的创造；至于牛小姐的形象在原本中是最苍白的，改本使她成为一个善良的被损害者的悲剧形象。端正、丰富这个人物性格，从而奠定这个悲剧的基石。三、牢牢地把握审美的原则。改编者善于把自己的认识、理解寓于真实的形象之中，没有拔高人物而“直奔主题”，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混同于人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