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利益共同体——记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新的利益共同体
　——记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孟晓云
　　　　一
陈士盈稍显拘谨而又乐滋滋地站在我们面前。很快我们知道了，他身上那种能够感染别人的喜悦，是一个辛苦终年的农民在获得丰收之后禁不住流露出的特有情感。
在亿万依旧躬耕田野的中国农民中，陈士盈显然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他承包的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两洲村４０亩蔗田，亩产超过６吨。这意味着他家１９８９年种蔗的纯收入可达１．２万元左右。即便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陈士盈幸运的不仅仅是这个。沐风栉雨，披星戴月，汗滴禾下土，这般般辛苦，他和亿万中国农民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少了许多近年最折磨种田人的伤心和苦恼。如今养地所需的化肥，先登个记，用时打个招呼，便很快运到了田头；种苗，早有人帮忙选择了良种；甘蔗生了病，打声招呼，技术员便赶到地头，分文不收，所需农药也不必发愁；生产所需的资金，随要随取……
这一切，陈士盈都由衷地感谢他的“上级”——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
　　　　二
我们是在甘蔗服务公司那排崭新、干净的柜台前遇见陈士盈的。正是收蔗季节，他要向临时雇用的几个帮工付工钱，特地来服务公司预支。
记者在场，公司经理吴继红和陈士盈都没有多余的客套和表白。从他俩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是正常业务，没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
吴继红递给我们一份“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与甘蔗专业户合同书”。单从对服务公司的要求看，这份合同书无异于一份为蔗农提供资金、技术、生产资料服务的“保证书”。
其实，公司服务范围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内容，连土地规划、农机具租赁、保险、收购结算等也都包下了。
吴继红照例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足以证明他们公司加强服务工作的数字，如几年来向农民提供了多少亩蔗种，解决了多少万元贷款，提供了多少吨肥料，包括花了多少钱送农民培训、学习。数字总显得枯燥，而中山市副市长简国森和农委主任韩卓然所作的通俗概括给我们留的印象最深：在张家边，蔗农种地，只需搞好田间管理，其他事情，找服务公司好了。
　　　　三
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的成立及发展，适应和体现了农业生产一旦实现专业化后，农民对各种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新需求。１９８４年，这里工副业兴旺发达起来，大量劳动力转移，蔗田经营规模在农户自愿转移基础上日渐扩大，专业户迅速发展。
新问题随之出现。种种矛盾表明，若没有经济、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便无法维持。这一问题，由于人们很不习惯的市场波动，以及主要农用生产资料紧缺和实行价格双轨，显得更为突出。
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凡是专业户无法办的事情，它都承揽下来，凡是一家一户去办费用高而效益低的事情，它都担负起来。它从事的工作，是在填补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化中出现的一种“空白”。
正是因为公司的诞生和发展，张家边的甘蔗专业户，没像那一时期有的地区一些专业户那样，骤然崛起而又骤然衰败，而是持续稳步发展。到１９８９年，张家边经营１０亩土地以上的专业户达２０６个，专业户种植的甘蔗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９０％以上。
这种比较稳固的专业化生产格局，使国家指令完成并仍以平价收购的甘蔗生产计划有了顺利实现的可靠保障。
　　　　四
更重要的，是服务公司给像陈士盈那样普普通通农民带来的实惠。
从公司出来，越小桥，走田埂，穿蔗林，吴继红领我们到一条河汊旁。河汊中，几只木船被成捆的紫蔗沉甸甸压着。旁边是一块收割完了的土地，地当中，弥漫着一片薄薄的蓝烟，蔗农正在烧残剩的蔗叶、蔗杆沤肥。靠近河汊的地旁，五六个年轻人坐在蔗叶上你吵我嚷玩着扑克牌。
吴继红告诉我们，运蔗船属于公司租赁的船队。从前送蔗，各户蔗农自己租船运到糖厂过磅，费工费时，中途损失也大。现在，公司直接到田头过秤装船，既免了蔗农的麻烦，又减少损失。
委托保险也是令专业户很舒心的一件事。种蔗投入多，风险大，若遇上大灾，往往让人几年喘不过气来。公司从１９８５年起为专业户免费办理投保手续。１９８７年投保金１１万多元，而那年遇灾受损，保险公司赔偿受灾保险金倒有２４万多元。
专业户最大的收益来自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公司技术员分片包干，与专业户共同制订生产方案，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公司还请来全省一流的教授、专家，开办甘蔗高产栽培专题讲座，或到现场指导。这些服务，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１９８４年，该区甘蔗平均每亩工业产量为４．７１吨，到１９８９年已经增为６．６３吨，比全省平均亩产高１倍多，比中山市平均亩产也高１／３。每户种蔗平均纯收入，也由１９８５年的４５００元，增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２０００多元。
公司，这个在一些地区专“偷”利润的“倒爷”，成了张家边蔗农须臾不可离的“财神爷”。
　　　　五
兴高采烈的，当然不仅仅是国家和农民。
说大白话，公司通过服务也赚了钱。
这笔钱赚得其实挺简单，即公司一年对每亩蔗田收取３元钱的管理费，在榨季结束后划帐结算。仅此一项，４年收入就是近３０万元。当然，这笔钱按经理的说法，相当一部分返还到服务项目中去了，如印发技术资料，补贴农民上函授学校，支付有关人员工资。就这样，剩下的“油水”，再加上一些超产挂钩收入，对一个只有１３人的服务公司来说，也还是相当“肥”的。
他们并不认为是公司揩了油，而认为赚得合情合理。记者在最新的合同中，又看到这样的新条款：蔗农在扣除当年成本后，应将利润的１０％上缴给公司。合同对此还有更明白的解释，公司应保证蔗农亩产至少达到５吨，超产部分收入，公司提取１／１０。
农民对此是否乐意？吴继红看出我们的疑惑，他坦然地说：“他们更高兴。这样规定，等于给公司的服务工作套上了‘紧箍咒’，把他们关进了‘保险箱’。公司若想多赚一元，则意味着农民要多赚九元。捆到一起，他们更合算。”
农民让小利得大利，公司积薄利成厚利，以前建立在单向需求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双方，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崭新的利益共同体。效益和利益作为一种中间媒介，将农民和公司双方紧紧粘合在一起，荣辱与共，福祸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