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人人，人人保我”——沙县农村救灾保险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我保人人，人人保我”
——沙县农村救灾保险的调查
本报记者 贾昭全
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救灾体制，是５０年代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集体拿钱救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方面集体抗灾救灾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农民中存在着“丰收归自己，受灾靠国家”的思想，缺乏自我保障的意识。同时，由于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农民也没有抗御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
传统的救灾体制还是建立在中央统收统支财政制度上的。中央实行“分灶吃饭”、分级负责的新的财政体制后，仍由中央包揽救灾经费的存在条件起了根本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福建省沙县是个自然灾害历来比较频繁，１９８６年农村人均收入只有３００多元的山区县。沙县政府认为，保证受灾农民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任何时候都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农民受灾完全靠国家包下来，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怎么办？
“救灾保险”是一条新路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提出：“救灾工作要走社会保险道路”，给沙县领导指出了方向。
试点工作是从１９８７年年初开始的。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建立机构，培训队伍，宣传群众。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县成立了农村救灾保险互济会，乡（镇）成立分会，村设协保员；机构成立后，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救灾保险是一项新的工作，群众不了解，甚至有一些疑虑。县、乡（镇）、村通过各种形式，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他们把宣传工作贯穿始终，特别注意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
制定保险条款和实施细则，照章办事。沙县从实际出发，在广泛征求乡、村干部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农房、水稻、劳力、耕牛保险条款和实施细则。几年来，全县从投保到理赔都照章办事，没有出现大的争执。
实行县、乡合作承保，责权利挂钩的管理方法。由于查灾定损范围广、技术性强、难度大等情况，沙县实行了县、乡合作承保，盈亏倒“四六”分摊的管理方法。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方法好处很多：一是有利于增强乡镇干部对救灾工作的责任心，二是有利于乡镇救灾保险基金的积累和赔付能力的提高，三是有利于提高查灾定损的准确度和赔付的合理性，四是有利于调动乡镇防灾抗灾、避免和减少损失的积极性。
坚持“三低一高一平衡”（低保额、低费率、低保障、高保面和收支基本平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沙县农村救灾保险共开辟了４个险种，即农房、水稻、劳力、耕牛保期，除水稻收获保险是从插秧之日起至收割之时止外，其余险种均为１年。保险费率，农房为２‰，保额可相对提高；水稻农民自保三成，三成以上因灾造成损失时视田地好坏分档次理赔，费率为２．５％；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每份保１０００元，费率为每人３‰，一人可保数份；耕牛意外伤害保险，每头保额４００元，费率为３％。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全县人均保费分别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０．４％、０．６％、０．７％。由于保险双方，一方保得起，一方赔得起，所以有了高保面。“三低一高”又促进了“一平衡”。
柳暗花明
农村救灾保险给沙县救灾工作带来的可喜变化有：
——拓宽了救灾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了抗灾救灾的经济实力。
——扩大了救灾的覆盖面，提高了救灾水平。现在，群众只要入了保，受灾后都能得到理赔，救灾的覆盖面大大增加。同时，救灾水平也提高了。
——有效地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开展救灾保险后，农民必须先尽交纳保险费的义务，然后才能享受理赔的权利。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农民依靠自己、依靠集体、互助互济，抗灾救灾的自我保障意识。
——传统救灾工作中层层向上申请救济、发放救济物优亲厚友等弊端。实行救灾保险后，这些弊端得到了较好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