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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上海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文艺领导干部带头进行检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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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2-06-28
第3版()
专栏:

华东、上海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文艺领导干部带头进行检讨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华东和上海文艺界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文艺工作者分别参加了国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修治淮河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在思想上得到一定启发的基础上进行的。参加这次文艺整风学习的,一般限于政府文艺工作部门(包括电影厂)、文艺团体和艺术专门学校,而把重点放在文艺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专业的创作干部。在五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舒同指出:三年来,华东和上海的文艺工作是有巨大成绩的,但还存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他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这次学习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以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以工农兵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观点。
会上,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夏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黄源、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厂长于伶等都初步检讨了自己三年来的领导工作。夏衍说他在文艺领导工作中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放松以至放弃了在文艺思想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右倾偏向。其主要表现是:在文艺战线上听任非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进攻、侵蚀,不去努力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听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用非工人阶级思想的文艺来顽强地宣传他们的主张,不努力改造他们的思想;对于私人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听任他们臃肿地存在、自流地发展,而不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监督和领导。夏衍并分析了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由于他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不够亲密,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深刻的改造。他说:
“过去自己所学到的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实践而为自己所切实掌握的片面的理性知识;在解放以后,对于毛主席和党所规定的各项政策,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艰苦的学习。因此,在新的情况下……就不能站稳立场,就不善于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武器,不善于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此外,他检讨自己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也是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源检讨了自己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如对于创作活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活动漠不关心,却醉心于烦琐事务和对外应酬。他说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放下“文化人”的架子深入群众;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于伶指出自己在电影领导工作上,忽视了电影艺术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没有大力组织他们投入生活和斗争中去锻炼,助长了某些同志的自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如有些人认为“生活体验固然重要,可是技术更重要”“为工农兵服务重要,而现在的电影观众中,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大,也该为他们服务”“美帝国主义影片的思想内容虽然不好,但是‘技巧’和‘演技’还是第一流的,值得学习”等。于伶指出,由于自己残留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上述思想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加以应有的批判,对“武训传”电影,也丧失了辨别能力。
参加整风的文艺工作者经过二十多天的学习,已开始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工作上的危害性,因而比较深切地体会到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截至本月十五日止,已有伊兵、叶以群、柯蓝、米谷、贺绿汀等同志陆续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检讨文章。
伊兵是华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他在“改正错误,为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而努力”一文中,指出他没有在戏曲改革工作上坚决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放松甚至放弃了思想领导工作,忽视了戏曲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对于当时所流行的企图以所谓“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来代替“推陈出新”的方针,以及企图以“戏曲不应当脱离小市民观众,应以教育小市民为主”的口号来代替“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的方针,竟然采取无原则的容忍态度。伊兵检讨出:由于他在思想作风上的急躁情绪和好大喜功,对艰苦的思想斗争表现畏缩,追求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场面。他一方面严重忽视地方戏旧有剧目的整理审定工作,使绝大部分中小型剧场依旧上演未经改革的旧剧;一方面对几个大型剧团提出繁重的创作要求,使许多未经完全改造、缺乏生活经验的编导只好凭借几个政治概念来制造故事情节,产生了许多反现实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公式主义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他不但没有批判,反而给以表扬和奖励。
华东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叶以群在“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一文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指出自己缺乏对于工人阶级和非工人阶级的文艺思想的辨别能力;自己没有参加工农兵群众斗争,身上残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致在工作中造成一连串的丧失立场的错误。如在任“小说”月刊的执行编辑期间,使该刊出现了不少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作品,和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在上海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工作期间,轻易地相信了某些私营制片厂所说的“经济困难”,为了“照顾”而降低了对于他们的出品的要求,迁就他们错误的制片方针,违背了毛主席“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的指示。特别严重的是在“电影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基本上是采取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创作方法,用征集、采访材料和改编现成作品代替了生活体验,完全忽视了作者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的最基本的条件。在“适应私营厂的需要”和
“争取小市民观众”的口号下,降低了电影剧本的思想水平,让私营厂的资方取得了该所的思想领导权,使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去为小市民服务。
柯蓝在“检查我在上海工人文艺工作中的错误”一文中检讨自己在领导上海工人文艺工作中,主要错误有四:一、没有勤勤恳恳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为工人阶级服务。不是从工人群众现有水平出发,耐心细致地培养工人群众中萌芽状态的文艺,并把这些文艺沿着正确方向提高,而是另外搞一套从上而下的所谓“工人文艺运动”,把工人文艺积极分子和节目集中起来,大规模地搞“观摩演出”等,致使工人文艺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只是少数人为运动而运动,为演出而演出,过后也就烟消云散。二、在工人文艺的扶植工作上,放弃了思想领导。不是用工人群众的东西向工人群众普及,并沿着工人群众自己的方向去提高,而是把工人提到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高度”上去。如“工人写作班”的教学内容以“技术教育”为主,完全忽视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自己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认为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文艺家,没有经过改造,他的“技术”也可正确地为人民服务。三、讲究排场,形成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以为工人阶级翻身了,只有排场大,才能表示出这种气魄;以为为工人多花钱,就叫做“工人阶级观点”。四、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接受上级的指示,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柯蓝最后检讨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度。
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米谷在他的检讨中指出:上海的美术界已经严重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少同志不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创作,而是制造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甚至暗中偷绘黄色的、封建迷信的作品,日以继夜地赶制大量粗制滥造的劣等货,甚至互相抄袭,不负责任地把自己作品用化名发表,提倡“出门不认货”的恶劣作风。米谷检讨说,他对这种资产阶级商业化思想不但没有进行斗争,而且也曾经把自己的作品变成商品。他曾经带头与公营出版社“讨价还价”,带头采用庸俗的宴会请客的拉稿方式。此外他还检讨了他领导的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三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一、在创作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斗争。许多连环画作者没有得到下厂下乡的充分机会,只能从报纸新闻中吸取题材;雕刻工作者单凭着一点“技术”,关闭在工作室里创作“伟大的英雄形象”;漫画工作者对于画漫画是否需要生活发生了疑问;许多画家只凭报纸社论与一些政治人物的照片进行“创作”。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美术工作者对毛主席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号召是冷淡的,在忙于完成政治任务的藉口下,从事闭门造车、粗制滥造的工作,因此产生了许多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二、轻视普及工作,对连环画和年画,采取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态度。三、没有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使美术界许多原则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米谷说,上海美术工作上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和他自己的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和缺点分不开的。这是因为他“过度夸大了自己的‘成就’,发展了名利观点,滋长了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缘故。
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贺绿汀在“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一文中说,解放前,他曾长期在该院前身上海音专学习,长期地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侵蚀,沾染了满身洋气,盲目崇拜西洋,有很浓厚的单纯技术观点。到解放区后,这些思想未彻底清除,所以回到学校后,仍让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该校占统治地位。在教学内容上保持旧的传统,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在教学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雇佣观点。把上级“稳步前进”的号召变成了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居,不积极动员教员们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积极改造自己,反而采用了庸俗的方式去“照顾”他们。在业务学习上也是学与用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洋嗓子和土嗓子的问题在声乐系闹了几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单纯地在技术的圈子里钻,不重视接受民族遗产,不重视学习政治,体验工农兵的感情。在作曲系也是如此,没有明确地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没有把学习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作为全系重要学习任务之一;不重视生活体验,不重视创作实习,片面地硬搬外国技巧。贺绿汀在文章中还检讨了自己在创作上的错误。如单纯技术观点,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空喊革命口号;以及在接受民族遗产方面,接受了许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东西,使作品软弱无力,带有消极情绪等。贺绿汀最后提出了四点今后努力的方向:“一、加强政治学习,认清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彻底改造自己。二、更深入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把毛主席的方针贯彻到学校的领导与自己的创作中去。三、克服单纯技术观点与盲目崇拜西洋的倾向,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熟悉群众的思想感情与爱好。认真研究音乐方面的民族形式,熟悉民族音乐语言,使自己的创作能真正向正确的道路发展。四、加强对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的思想领导,团结全院师生,展开深刻的文艺思想检查,以便改进领导,改造学习,改造我们的学校,使我们的学校能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音乐学院。”(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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