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已相当于４个丹麦或５个挪威的全国人口，公元２０００年，我国将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一个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数据在呼唤国人注意——中国：２２００万 [复制链接]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目前，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已相当于４个丹麦或５个挪威的全国人口，公元２０００年，我国将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一个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数据在呼唤国人注意——
中国：２２００万
吴光　哈晓斯　戴春华
我国将于２０００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则已超前于全国成为老年型城市。
目前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已超过２２００万，相当于４个丹麦或５个挪威的全国人口。预测显示，１０年后，这一数字将接近４０００万；再过３０年，可能还会成倍增长。
１９８９年，全国离退休费用开支达３７５亿元，超过５个扬子３０万吨乙烯工程总投资或１５个北京亚运会的预算投资，接近同年国家财政收入的１／７。今后几十年，这笔费用将会几倍、十几倍地增长。
老龄化与老年保障，这一关系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重大问题，将直接间接影响到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每一个中国人。
２２００万，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数据。
　　　　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美德。然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旧中国，除邮电、海关、银行等官办企业和少数外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保险待遇外，几乎没有社会保险。
１９５１年，一部《劳动保险条例》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保险事业的开端。那时，全国退休职工仅有２万人。“文革”动乱中，全国总工会管理的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统筹不幸夭折，养老金改由企业自行支付。这是养老由社会保险转向“企业保险”的一大退步。从此，退休职工迅猛增加的企业开始在养老问题的重荷下喘息，这样的企业实在难以胜数……
大连综合修配六厂，这家坐落在沙河口区一条狭窄胡同里的小厂，有９９名在职职工，而退休人员却多达４４５人，９９∶４４５。这家厂子，年利润不过２０来万元，而每年需支付的退休费用高达３７万元，１０年间共欠发退休费和各类补贴３４万元。尽管厂长走马灯似地先后换了１７任，可谁也没本事开出一剂救治这个企业的灵丹妙药。
不妨听听六厂退休女工丁力荣唠唠家常：俺１９８２年退的休。俺老头是大钢（大连钢铁厂）劳模，４７岁就得癌症没了。俺一人拉扯４个孩子。退休头一年，厂里每月还能给俺开３０块钱，第二年就只有２０来块了。就这点钱，还没个准儿。逢到开饷，俺心里就犯怵，生怕看到厂门口小黑板上“延期开饷”几个字。那时，一到开饷，厂长、书记都躲着不照面，你着急也没用。有好几次，老姐妹们合计每人凑３块钱上访，俺也掏了钱……
六厂穷在哪里？职工也在议论。
“咱们一人养活四五个人，谁能养活得起？”在职的职工说。
“厂子是咱们打下的江山，到底谁养活谁？”退休的职工说。
类似大连修配六厂的企业，全国有一大批！
进入８０年代后，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一大批老职工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新老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纺织、粮食、盐业、搬运等传统产业，退休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５０％以上，个别企业甚至超过工资总额；而在电子、仪表、化工等新兴产业和新建企业，退休费用不到工资总额的５％，个别企业一个退休职工也没有。当时的办法是企业“自扫门前雪”，而每个企业门前的雪却厚薄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到难以承受了。
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的风险与全部责任；在社会化大生产形成的过程中，劳动力社会化的程度和风险的社会性越来越高，责任也就越来越多地要由社会共同承担。
……
１９８４年国家劳动人事部受国务院委托，在广东省东莞市、江门市和四川省自贡市开始试行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
统筹，是国家按企业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从企业征集退休养老基金，经过通盘调剂，再按照企业实际需要的退休费用，返还给各个企业的社会养老管理办法。这是大数法则在社会保险中的具体运用。统筹使企业责任转化为社会责任，让社会来保障退休职工的生活。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奄奄一息的综合修配六厂也参加了大连市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到１９８９年底，前后共受益３１万余元。今年头３个月，六厂缴纳的统筹基金为６４００元，而从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调剂支付的实际退休费用接近８万元。企业负担大大缓解，并能按国家规定，为所有退休人员增加一个工资级差的退休费。六厂退休工人紧锁的眉头舒展了。那些过去常年上访的老太太，如今争先恐后地为养老保险作宣传，其中有几位还上了电视。去年冬天，厂里第一次给退休工人发了取暖费。那天，丁力荣和几个老姐妹流了泪：“感谢党！感谢政府办的养老保险！”
一面“社会保险，利国利民”的锦旗，由六厂退休工人送到大连市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至今悬挂在会议室里。六厂的今昔，是社会保险制度发挥保障作用，为企业复生增加活力的一个实例与缩影。
历经六个春秋，这项大有前途的事业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并已初具雏形。
据劳动部提供的材料，目前全国国营企业已有５０００万在职职工、９００余万退休职工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年调剂、支付退休费用已达１００亿元；全国已有１０００多个市、县实行了集体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全国１２００万劳动合同制职工也参加了养老保险；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已建立２７００多个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拥有社会保险专职干部２万多人。
　　　　二
１９８９年末，中国的经济在整顿中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银根紧缩，市场疲软，工业生产速度下降，部分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困境。
退休职工的生活怎么办？
丹东，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年初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居全省第一，年底一跟头栽到倒数第一。
丹东丝绸四厂，从６月起就有部分车间停工待料，最多时全厂有８００多人停工回家，占职工总数１／３还多。停工要减工资，从厂领导起无一例外。幸亏参加了社会统筹，市社会保险部门拨来了３０万元，使１０００多退休工的退休费分文没少发。
以生产孔雀表著称的辽宁手表厂，在市统筹单位中历来是多交少收的大户，去年陷入窘境：流动资金，一个月至少要６００万“开门钱”，现在一分没有；全厂上万张嘴等饭吃，１至３月靠贷款才开出工资；从元旦起，全厂职工医药费一分没报……
没想到，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找上门来，告诉他们，统筹基金可以缓交，退休费用市里照拨。这真是雪中送炭！
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劳动部长汇报说：到目前为止，参加统筹的９００万离退休职工，不论是在退休职工多的企业，还是在停产半停产企业，都能按规定如数领到离退休费。
在经济产生波动时，社会保险表现了保障生活、稳定人心的功能。在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袭来时，同样如此。
在１９８８年发生于云南耿马、澜沧的地震中，２３０户参加退休费统筹的企业或轻或重都遭到破坏，４０００多名退休职工的生活立刻成了问题。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调剂的３８万元救了燃眉之急。
１９８９年盛夏，一场特大洪灾淹了浙江金华地区２００多家参加统筹的企业。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对受灾企业减免统筹基金近２０万元，同时调剂退休费用近１０万元，帮助企业和退休职工渡过难关。这已是两年中的第二次了。
　　　　三
保险事业社会化，涉及企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引起经济的、道德的、观念的种种冲突。
得到实惠的企业自然是连声说好。有的甚至因统筹项目少，还觉得“不解渴”。
另一些企业却看法不同了。有的因平添一笔负担而牢骚满腹，说是“杀富济贫”，“平均主义”，个别企业甚至拒交统筹金。
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难题也越来越突出。丹东市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却对着统筹基金账面上的赤字发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同样在慨叹“收钱难”。出路只有一条——要提高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由市、县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
立法也是一大问题。养老保险已重建６年，涉及全国市县总数的９３％还多，至今仍无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全国性法规。这也使社会化程度难以提高。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保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要将社会保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要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在改革中产生的失业保险办法尚需完善，医疗、工伤保险的改革尚在尝试；
仅就养老保险而言，目前覆盖面也须扩大。２２００万离退休职工中，尚有一部分集体企业职工未参加，另有４６０多万机关事业职工仍是由国家包下来。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亿万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更为广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