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６０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珍视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
——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６０周年
马良春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发展中的“五四”新文学已经跃入一个崭新阶段。“左联”的历史虽说不过短短的６年，然而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确立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地位。
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现象的“左联”，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自身充满了复杂性，是非功过，正误得失相互掺杂。因此，对这种复杂性进行梳理和辨析，是今天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顾几十年来关于“左联”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一部分研究者的思想方法染上了片面性的毛病，存在着誉毁升沉、忽高忽低、走极端的不正常现象。但这不正常现象也表明，“左联”是不能被人忘却的，因为它“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纪念“左联”成立６０周年之际，我们很有必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它的历史作用进行科学的分析，不论它的成就和经验，还是它的错误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
众所周知，“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中国的新文化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伴随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中国的文坛开始经历一场剧烈的变革。自２０年代后期，便有为数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释文艺问题。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曾在理论实践中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创造了条件。但是，真正有组织地倡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用之指导实践，应该说始于“左联”。从这时起，文艺开始成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左联”的各种“纲领”和“决议”以及当时众多作家的著作中，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鲁迅热情地将此比喻为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送军火给起义的奴隶。在当时的文坛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命题，诸如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以及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等，成为当时理论建树的热点。在这方面，以鲁讯、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取得了显著成就。尽管在今天看来，“左联”的理论建设工作中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是它所表现出的大胆开拓精神以及努力与迅猛发展的革命进程保持协调一致的积极进取精神，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左联”和“左联”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经和中国文艺事业相结合，便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左联”时期，从多方面表现出这种变化，这里仅从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必须反映现实，成为当时进步作家一致的呼声，坚信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作家们，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使文坛上开出了一朵朵绚丽之花。翻开３０年代左翼文艺的历史画卷，处处都散发着浓郁的时代芳香。作家们的视野变得空前开阔，他们将全部热情倾注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上，以反映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己任。在题材的选择上，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来看，各个阶层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绪，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的带动下掀起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左联”以外的作家，他们在艺术倾向上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如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等这些原属象征派的作家，毅然走上了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道路。
第二，左翼作家们在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理解上，表现出更加自觉的意识。这一自觉的意识实际就是在他们十分强调文艺要为政治和革命斗争服务。可以说，左翼作家的创作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也正因此，在“左联”的评价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近些年来，一些强调文艺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文章，将“左联”的创作指为粗糙，原因归结为为政治斗争服务，从而作为违背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实例。不可否认，这类批评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就左翼作家创作和理论的总体来看，这类批评是有失偏颇的。诚然，左翼作家在阐述文艺为政治和革命斗争服务这一命题时，有幼稚、简单化的毛病，强调工具、武器作用而对艺术性的要求有所忽视，以至在创作上出现过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这确实是我们今天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记取的教训。然而，将“左联”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研究，便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不能不考虑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来为国家做些什么。从事文艺的人，以文艺作为向敌人作战的武器是自然的事。在紧迫的形势下，挥动着来不及磨得锋利的武器上阵的人，和那些于危急之时躲在安乐窝里玩弄着艺术小摆设的人，孰个可尊？孰个可鄙？我做这样的谈论，决非为左翼文艺的缺陷辩护，作为艺术来要求，这缺陷终究是缺陷，我的深层的意思在于不赞同有人以这缺陷为口实，进而持着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对待整个左翼文艺。因为在事实上，左翼作家的理论和创造表现出来的缺陷，和他们的成就相比，毕竟是居次要地位的。只要不出于偏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翻阅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作家当时的著作，随处可见关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的论述（限于篇幅，恕不引述），那些论述很少片面性，是我们至今仍需依循的精辟的见解。从左翼作家的作品来看，一一列举成功的作品来说明问题，太嫌费事，我们不妨粗想一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翼作家从数量上占据什么地位？他们于“左联”时期写出的作品，至今有多少仍被研究者们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肯定性的评价？我深信，经这粗粗地一想，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左翼作家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导致了创作的失败，而是相反，亦即证明了他们并没有丢掉了文艺特性，在实践中倒是找到了文艺发展的规律。
时代发展，社会环境变化，今天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有余裕锤炼自己的作品，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要求自己的作品。现在的文艺界有着一批在艺术上刻意追求、令人可感的作家，但也确有一些作家又重弹“超越现实而表现自我”、“远离社会功用而追求纯粹的艺术美”的老调，持这种文艺观的作家，不妨重温一下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名言：美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鲁迅决不反对美的追求，但在他看来，美是“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有着意义的东西”（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通过这些至理名言，我们更可感悟到，以鲁讯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论继承左翼作家的优良传统，毫无疑问，这正是。
　　　　二
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观点：对于外国文学，在“五四”时期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到了“左联”则形成了封闭状态。我觉得这个看法是欠妥的。不错，“五四”时期，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纷至沓来，造成了一个很热烈的局面，“左联”时期与此似有不同，但如果我们对“五四”时期那种热烈的局面进行必要的分析，从而对于热烈中的盲目性所带来的弊端有所认识，再来论说“左联”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许会产生接近真实的看法。“五四”文学革命将文学从文言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确实充满了生机，但随后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又面临着歧途，革命文学论争前后，很多作家们正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基于为使新文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机，才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一直到“左联”时期，作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实际上取一种“矫枉”的态度，然而他们并没有“过正”，亦即没有采取排外主义的态度。只要我们耐心地查看一下这一时期的报刊杂志，留意一下当时出版的书籍，就不难发现，大批的“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在介绍和翻译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和经典作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且他们在理论和创作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力。不过，从“左联”时期文艺实践的倾向上看，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五四”时期相比，选择的意识和选择的方面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举例而言，“五四”时期，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易卜生主义也便为作家们所热衷。而３０年代，面对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指导自己的实践，积极翻译介绍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和作品，就天经地义地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要从事的工作。自然，由于马克思主义修养尚嫌不足的作家们，在选择时也有种种偏差，但总的方向是无可非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同时，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方面，较之“五四”时期，表现出更为清醒和冷静的态度。“左联”的一些理论主张，作家们的创作实践，都含味着对“五四”时期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与传统决裂等不良倾向的批判，显示出作家们在中外文化交汇的背景中开始注意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其间不乏有精辟的、辩证的论述，也不乏有体现这些论述的文学佳作。
　　　　三
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这需要民主作风，更需要有正视自己的勇气。不容否认，“左联”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确实有过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左联”的活力就在于它的成员特别富于自我批判和自我牺牲精神，对左翼文艺事业怀有满腔的热忱。当人们批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左联”本身就是团结与合作精神的产物。当然，这并非说“左联”已完全消除了内部的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可贵的是“左联”对待各种宗派主义倾向所采取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成为“左联”加强自身建设的鲜明特征。从“左联”的许多文件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积极克服内部存在缺点的证据，在《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里，曾作出这样的决定：“必须整顿自己的队伍，就是发展一时期的内部讨论——自我批评（严厉地批判到现在为止的理论和作品上的不正确的倾向），在反对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过程中，研究普罗文艺的理论和技术，创造劳动群众的文学的言语——锻炼出更锐利的文艺武器”。为了纠正“关门主义”，又多次提出：“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当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介绍新盟员加入左联，在现在非常必要”（《关于新盟员加入的补充决议》）。不仅如此，“左联”还为摆脱“拉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了很多工作。
如果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使一个组织和团体永葆青春的前提条件，那么“左联”在通过不断克服自身缺点和错误的过程中，终于认识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的：“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是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这段话可以说是医治队伍内部不团结的良药，检查队伍内部是否团结的试金石，它不仅运用于“左联”，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的队伍建设。在“左联”存在的岁月里，尽管内部团结问题尚未完满解决，但它是遵照鲁迅的意见作出了种种有效的努力，也正因此，它才能够影响和团结各类作家，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文艺大军，以所向披靡的气势，粉粹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斗争中新老作家以蔚为大观的创作成就，使３０年代文坛呈现出繁荣景象。我们要珍视“左联”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