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论”造成的混乱必须澄清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趋同论”造成的混乱必须澄清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刘方域
内容提要　●　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鼓吹两种制度正在“趋同”，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泛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带有很大的迷惑性。　●　鼓吹“趋同”神话，用心就是：①掩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企图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整，无须用革命手段以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代；②诱导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放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和平演变。　●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一定要认清改革开放中两个方向的斗争，随时批驳形形色色抹煞两种制度根本对立的新腔滥调，把经济理论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引向新的胜利。
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鼓吹两种制度正在“趋同”，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泛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在调整和改革的世界潮流中，两种制度都在学对方之“长”，克服自己之“短”，从而都在离开各自的极点位置，向双方之间的中点靠拢，最终将融合而成为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后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两个社会制度的对立消失，人类进入了“世界大同”。显然，这种论调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带有很大的迷惑性。揭露这种论调的自由化实质，分清理论是非，是当前理论界反对自由化的一项战斗任务，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国有化、股份社会化，并没有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阶级实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扬弃”哪一种垄断形式，都不会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事实也证明：所谓资本的国有化，往往是资产阶级国家帮助私人垄断资本解脱亏损困境而常用的补偿手段。它使濒临破产的私人垄断资本借助“国有”而获得一笔巨额偿金，并未改变企业原有的私人资本性质。况且，一旦有利可图，国有垄断还可以复归为私人垄断。西方近１０年的非国有化浪潮和“民营”代替“国营”的新趋向，就是一大明证。再有，股份向社会分散，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能持有的股票只是一个极小的数额，就多数人来说只拥有少量的股份额，股息也极其有限。工人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资奖金，从而并未改变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但是垄断寡头却往往拥有企业资产的７０％到９０％，财富仍然操纵在少数资本家阶级手中。而且正因为股票向社会广大阶层分散，使少数大资本家能够通过对相对较少的股票的控制，即可控制整个公司的股票，从而以较小的资本支配比自己大得多的资本额，进行寡头统治。因此，股份的社会化充其量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非本质变化。资本家把经营管理权委托给雇佣的经理和专家，仍然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理阶层的出现，这些都不是对资本家所有制的什么“否定”。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并未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熨平资本主义的波动周期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这倒使资本主义跌进“滞涨”的深谷；不仅没有“淡化”资本主义，而且更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深化”。再者，要不要国家干预（计划化、政策导向），这只属于经济运行的管理体制问题，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化和计划调节充其量也只能通过某种中长计划，从生产运行过程的外部对国民经济的目标作某种诱导，不可能从生产运行过程的内部直接调控。这就证明，这种计划化决不趋向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收入均等化”，不仅不能消除贫富的对立，相反，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西方国家搞“福利国家”，用征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方法赈济失业者和最低生活贫困线下的贫民的措施，决不可能拉平资本家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劳动者捞到的一根“香肠”，同资本家阶级掠夺到的大量“火腿”，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劳动者由“福利国家”得到的，不过是某种待遇上的改良，而不是雇佣奴隶地位的根本改变。再者，西方国家实行的“高福利”，要求劳动者要付出“高税收”、“高劳动效率”，因而这种受惠也是以工人服从苛刻条件为代价的。可见，所谓“收入均等化”不过是两大对立阶级关系上的一种有限的量变而不是质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向社会主义“趋同”。何况，作为一种昂贵的收买代价，现在西方国家财政已普遍难以为继，因而指望用它来熨平贫富上的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正在趋同于资本主义呢？结论同样是否定的。
第一，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导入了市场机制，这并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已趋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它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不但不排斥市场机制，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计划必须依据市场供求变动和价值规律，克服事先规划中的主观性，校正失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样，市场也要遵循计划的指导，充分采用计划调节，以克服单靠市场调节而发生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局限性。只有使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互相补充、协调统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才能持续和不断完善。可见，采用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得以运行的一个前提，把它作为一种“趋同”依据，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荒谬逻辑。
第二，社会主义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了公有制单一的结构，在所有制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是向资本主义趋近。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它有多少种所有制形式，而只取决于何种所有制形式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有多种所有制形式，但是公有制必然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不等于是所谓各种经济成分一律平等的“混合经济”，它决不会导致社会经济制度“趋同”。另外，从主体形式考察，主体内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不等于主体成分地位和性质改变。两权分离完全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也不会直接引导到资本主义。实行两权分离，丝毫不表明两种经济制度本身“趋同”。
第三，西方学者宣扬，两种经济制度在分配上都实行工资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奖罚制度，都在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又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收入的差距，这不是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趋同”了吗？这种论调，更是一种误解。
众所周知，工资、福利、奖励等尽管形式相似，但实质上则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等，不过是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等，则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表现形式。形式中的主体分配关系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前者导致贫富对立、两极分化；而后者按劳动多寡拉开的收入差距，不会引导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说两种制度实行形式类似的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就一定导致制度“趋同”，这就抹杀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对立和两种经济关系的不同的决定性作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劳动致富、依法致富。不劳而获或违法致富者并不在允许和鼓励之列。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只是有待于整顿和治理的暂时现象，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综上可见，不论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分析，还是从社会主义方面考察，都不足以证明两种制度正在趋同。不仅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将来也不会这样。
这里，应该指出，宣扬两种制度“趋同”的理论家，还津津乐道于工业目标（效益、就业保障、环境保护等）的选择和科技进步对两种制度“趋同”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徒劳的。他们鼓吹用统一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中性概念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企图论证“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可以独立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这就暴露了他们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无知和形而上学的惰性。他们力图“论证”共同工业目标和科技进步，可以自动调节和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无视生产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与影响，这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服务于和依附于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其手段也依然是借助于层出不穷的、形形色色的“新泰罗制”，来掠夺和汲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同工业发展和科技服务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既然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并没有改变各自的基本特征，那么鼓吹“趋同”神话，其用心又是什么呢？这就是：①掩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企图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整，无须用革命手段以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代；②诱导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放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和平演变。因此，所谓“趋同”云云不过是历史上第二国际“和平长入”谬论及二战以后的所谓“新阶级合作主义”的翻版而已。
批驳两种制度的“趋同论”，绝不意味着一概否定我们在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尽可能多地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好的东西的必要性。相反，我们掌握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的本质，就不会在深化改革中混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区别，从而免于由于要学习和借鉴其运行机制中的某些好东西而患的“恐资病”。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一定要认清改革开放中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随时批驳形形色色抹煞两种制度根本对立的新腔和滥调，遏制某些人所患“爱资病”的传染，进而把经济理论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引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