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研究》杂志发表吴建国长篇“专论” 剖析《世界经济导报》“球籍”讨论的政治导向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学习与研究》杂志发表吴建国长篇“专论”
剖析《世界经济导报》“球籍”讨论的政治导向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杂志在新出版的第十一期的“专论”栏目中，发表由吴建国同志撰写的题为《也谈“球籍”问题——兼论忧患意识、危机感》的长篇论文（全文九千字），对《世界经济导报》于一九八八年初起导演的“球籍”问题讨论的导向错误进行了剖析。现将此文摘要如下：
对中华民族来说，有没有“球籍”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球籍”问题曾一再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鸦片战争后，泱泱“天朝”沦为半殖民地；抗日战争中，半壁河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曾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高潮的形势下，即一九五六年八月，毛泽东同志还振聋发聩地提出过“球籍”问题。可见，“球籍”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历史含义而已。“居安”尚当“思危”，更何况在当代国际风云迭变、险象丛生的形势下，我们怎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呢？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切忧患意识、危机感都是可取的，都值得称道？不，我以为不然。不是所有的忧患意识、危机感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的甚至是消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是我们党进入新的成熟期的标志。广大干部群众正是从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前景。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有的在往日甚至是“左”得出奇的人，转眼之间，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
按照我们党的观点，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不是渊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渊源于其外的异己因素的干扰；不是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遵循，而是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因此，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是矫正我们观念上、理解上的偏差，赋予社会主义以科学的规定，进一步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改革中自我完善、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然而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同我们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南辕北辙，并从此完全同我们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他们把由于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失误，归罪于社会主义本身；他们把自己的“幻灭感”视为社会主义的“破产”；他们把同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比较的差距，看作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误会”、“政治切入”的结果，人为意志的产物。中国的自然历史过程，应该是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人性使然，要实现人性的“复归”。完成这种“复归”的障碍、阻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党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说到底，这就是他们，即那些摇身一变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的所谓忧患意识、危机感的根蒂之所在。不过，他们的忧患和危机感不止于此。中华儿女引以自豪的几千年形成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也是他们心头的“隐患”。在“绝望式的沉沦”中，发出阵阵类似的呼号：“怎么办呢？出路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的生活”。什么是他们要“创造的新生活”？到“蓝色文明”的海洋中去泅游，哪怕当三百年殖民地。这就是他们的愿望和理想。
《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在这样一种一片“反思”、“再认识”声中，把“球籍”问题突出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该《导报》（包括其“特选书系”——《“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的导向，可以说同上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们的思路一脉相承。不错，一开头是从经济的角度谈起的，可落脚点却是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传统。就说经济吧！与发达国家相比，从总体而言，我们确实还落后，但是不是就落后到这般田地：“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我想事情还不至于此吧！我手头也有一些反映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数据。仅举一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八八年统计资料分析，一九七一—一九八七年间，我国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百分之五点五—百分之九点四之间。同期，日本的年均增长率在百分之三点九—百分之五点零之间。美国、苏联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增长率均不超过百分之三点三。应该说，我们的发展速度算是够快的了。从速度上找差距，显然站不住脚，那就诉诸人均：“排位于世界第七位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十一亿人口一平均，就落到了倒数第二十多位”。是的，这的确很刺激。为什么总是烘托、渲染落后，发出如此这般的“凶险预言”？不是要实事求是嘛，实事求是地估计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鼓舞、振奋一下人心有什么不好？不，据说这会影响忧患意识、危机感的生成。那么究竟其忧何由，其患何在，其危何出呢？《世界经济导报》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才是其真正的“鹄的”之所在，导向之所指。
显然，他们突出、强化、夸张经济上的忧患、危机，是为转换制度制造舆论开辟道路的。那位理论界的“精英”李洪林，一语道破天机：“人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赛，我们比分落后了”。“前几局是清朝和民国输的，这一局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输的，而且它还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就在全世界面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另一位论者则说：“这落后，那落后，都不过是结果……根本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层次上的体制的落后，实质上是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化的经济体制。”出路何在呢？从经济体制来说，有一位近几年出了名的经济学教授主张要明确财产关系。眼下，“在所有制结构上，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所占的比例太小……名副其实的集体经济的比例也偏低，相形之下，国家所有和国营经济的经济所占的比例过大了”。“……如果经济改革尚未通过明确财产关系等一系列措施……那么效率问题的低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而“球籍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没有效率就没有球籍”。在他看来效率即“球籍”，效率又取决于财产关系——所有制关系。那么，显然“球籍”问题在于所有制。到底所有制关系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没摊底牌，但“潜台词”是清楚的，——作者只在为之抱怨“比例太小”的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上加了“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定语。难道这不可以看作是明确的提示吗？至于说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另一位理论界的“精英”苏绍智宣称：“‘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以致今天会发生‘球籍’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封建残余加斯大林主义的后果，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彻底高举‘五四’民主科学的大旗”。
说到这里，我想，由《世界经济导报》发起的，曾经持续了近一年半之久的“球籍”讨论之谜，应该可以解开了。《世界经济导报》是发了不少经济文章，但大多渗透着政治意向，或从经济中引伸出、归结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名为经济“导报”，实为政治、意识形态“导报”。请看，如上种种，哪一支箭的靶子，不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不错，《世界经济导报》也曾频频呼唤改革，戈扬也口口声声不离改革。她说：“大家谈忧患意识，我的忧患意识在哪儿？我就怕不改革。”这不是对改革十分热衷吗？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这在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打破现行的“僵死体制”——而这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这一点，恐怕是大多数关心“球籍”问题讨论的同志，甚至参加讨论的同志都没有意识到的。其中我想也应该包括我在本文中提及的“精英”分子之外的同志。
我们知道，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贯穿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同时表现在改革开放的两种主张上。那么，“球籍”和忧患意识、危机感问题的提出，究竟如何看待？我以为，从这一讨论的主线索看，其来龙去脉都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走向息息相通的。它的出现同《河殇》的问世，也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以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民族、国家、历史虚无主义为基调，以宣扬“西方文明”、鼓吹资本主义化为主旨的。说它们都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的诱发因素，恐不为过。今天，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重提“球籍”和忧患、危机意识问题，可以发人深思，可以使我们看到，要是把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命题引入歧途，会导致怎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