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期刊的反思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文学期刊的反思
刘润为
文学期刊在文学事业的总体格局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失误和曲折。认真总结十年、特别是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办好文学期刊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期的文学期刊要不要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公开自己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立场？要不要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要不要承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一句话，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价值目标？这些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所早已明确解决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下，又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一时间，羞于和耻于正面谈论上述问题，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沉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期刊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我们在今天强调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辩证理解的正确基础上，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左”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价值目标的统一性，否认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要求所有的花朵都放射出同一芳香，所有的笛子都吹奏出同一曲调，所有的期刊都办出同一副面孔，从而陷入机械目的论，最终势必导致整个文学园地的单调和萧条；右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否认价值目标的统一性，追求多元化、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文学园地的混乱和破败。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价值目标的统一性与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的统一。因此，每一个文学期刊在确定了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以后，都应当根据所在地域的文化特点、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以及刊物自身的特点，确立自己具体的价值目标，追求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个文学期刊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价值选择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刊物与作家、作品的关系。按照正常的理解，作家、作品是文学期刊的生命，如若没有作家、作品，文学期刊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文学期刊又是作家、作品赖以生存的土壤，如若没有文学期刊，作家、作品将无所附丽。因此，作家、作品与文学期刊的关系应当是在价值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文学期刊应当有文学期刊的主动性，应当根据自己的办刊宗旨和风格来选择作品，发现和培养作家；作家也应当有作家的主动性，应当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来选择、支持和提高某一或某一类刊物。令人遗憾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其一是在一些主办文学期刊的同志那里，期刊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不是新老作家公共耕耘的园地，而是一班作家、评论家、编辑为了某种个人私利而圈定的一块领地。他们选择作家、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是否属于这个“圈子”。不管你是久负盛名的老作家，还是富有潜力的文坛新秀，只要不属于这个“圈子”，便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在“圈子”内部，则是无原则、无限度地互相吹捧和抬高。这种宗派主义倾向，自然脱离了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其二是一些文学期刊不顾自己的办刊宗旨和风格，对于一时走红的作家趋之若鹜。为了拉到这些走红作家的稿子，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接待于高级宾馆，报销其巨额开支，甚至迎合某些作家的低级趣味等等。近年来发生的几家期刊以不正当手段争抢作品的怪现象，就是这种倾向的恶性发展。
其三是有的文学期刊对于一些故作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的作品，明知其思想内容错误，依然挖空心思地促成发表，并以此扩大期刊的所谓“影响”。这种变态心理的出现，说明我们的某些期刊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怎样的一种思想混乱！
其四是对于一些故弄玄虚的甚至是反艺术的所谓“作品”，我们编辑的真实心理本来是“摸不到头脑”，但是为了赶时髦，同时又害怕落得“水平低”的讥笑，于是不懂装懂，在发稿签上堂而皇之地批道：很好，有新意。一些欺世盗名之作，就是这样通过和发表的。
上述事实提醒我们：在现实的特定情境中，必须强调树立编辑自身的尊严，从而与作家建立起一种彼此尊重、彼此平等、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这不仅是对文学期刊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
文学期刊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终究要归结到与读者的关系上来。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的时候，失误恰恰发生在“媚俗”与“欺世”这两种偏颇上。有的期刊一味地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凶杀、恐怖、色情、怪诞等等去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这只能导致读者心理中的消极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在这方面，某些标榜“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期刊走得更远。另一些文学期刊，则在人民群众面前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架式，极力渲染文学的高妙和玄虚。他们专以轰炸约定俗成的语词环境、破坏读者的阅读习惯为能事，用一些完全模仿西方现代派中消极成分的或随意胡编乱造的所谓“先锋”作品，欺骗世人耳目。这些期刊尽管在某一特定社会心理环境中能够博得某些好赶时髦的人的掌声，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灰飞烟灭的结局则是注定了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４８年前就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至今天，它仍然是作家和期刊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注意期刊信息量的构成；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传统与新变的结合，绝不能完全抛弃已在读者心理中深深扎根的民族文化传统，借鉴外来的文化艺术成果时又要充分注意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切不可操之过急、一步跨得太远；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明确意识到：人民群众既是期刊的接受者，又是期刊的真正主人，应当时刻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反馈意见，不断调整期刊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