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无极之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我写《无极之路》
宏甲
《无极之路》出版后，不少读者给予了热情鼓励，也有朋友向我提出问题。我显然无力对所有问题都给予圆满回答，却想提供一些“实事”与热心的读者一道思考，或曰“求是”。
第一次见到“刘日”这名字，是在一封读者来信中。那是１９８４年，我在河北《长城》上发表一部中篇小说《洗冤人》，不久收到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读者是河北正定人，说他们那儿也有位“为民洗冤”的县政法委书记，你是写小说的，你来写一篇小说吧……那位政法委书记就是刘日。
假如不是１９８７年春有幸从福建建阳来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在“地理位置”上缩短了与河北的距离，我很可能终生也不会认识刘日。又逢学院“五一”前放了个７天的“创作假”，家近的同学大都回去了，我若回家，大部分时间将耗在途中，这时才想起３年前那封信，收拾个小挎包，我就上路了。这时刘日已调无极，我又从正定去无极。
初次见面，互相不知深浅。我曾顾虑，怕他以为我是要写他的“好人好事”，所以一见面就声明，我是写小说的……我觉得这样打开窗子说亮话，比日后生出某种“受骗感”强。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料到，有一天，当我觉得该写成报告文学时，竟使他真的产生了一种受骗感。
我一向认为，艺术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之外还另有精神上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来的。我也相信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因而也相信艺术应有“想象”、“变形”之类。对纪实性作品，我通常只对其中的“纪实”，或说对其“新闻性”感兴趣，而很少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但是当我决定要把在无极发生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时，我才发现，纪实性作品也好，“纯艺术”作品也好，都应是生活激情的产物。艺术的感染力，或者说“艺术的打击力”，也必是来自生活给我们的“教导”。我确信我自己是被那一片生活深深打动了。
近几年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审美”也罢，“审丑”也罢，我也曾自以为创造出一方有些意味的“世界”，有时甚至也暗自得意。然而去到那片土地，看到那一片生活，人民的眼泪也罢，欢笑也罢，都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亦曾在“作品”中“觅死觅活”地制造的那些“眼泪”和“欢笑”是怎样突然变得苍白。
一次又一次，坐在从河北返回北京返回福建的火车上，我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你要是把这些都写成小说，未免太奢侈了啊！
我也只好以此自慰：艺术，其本来的目的，便该是为最神圣的艺术——生活的艺术，去由衷创造。那一片土地上充满生机的故事竟使我所有的想象都变得苍白，我也只好以我跋涉的忠诚去写不加雕饰的歌。所幸是：生活的艺术，真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表现生活的艺术——因才力不足而显现的缺憾。
《无极之路》出版后，一些文学界、影视界和新闻界的同志陆续去过无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开着车为河北送去４０００册书，正值河北省开党代会，省委买了７００多册书发给与会代表每人一册。那以后我又去无极，有些群众出于信任，对我说了一些“出格”的话，或者说是“不那么科学”的话，在我却有种振聋发聩的震动，我这里不必写出这些话，不想刺激谁，我将深藏在心中，我感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深深期望。
其实，当初不赞成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刘日本人。去做说服工作的不只我一个。记得当时我们还把他的“不同意”视为某种“局限”。当然，严格说来，当事者也有权不同意被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局限，也不能侵犯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权利。我们民族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去一个一个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以及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我们才能卓有成效地走在这条人类必经的伟大而又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上。这正是人民的希望。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些“大道理”说服了刘日，整整僵持了１０天的局面打破了。
我不想对刘日终于同意的那个夜晚——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作过多的描述，但我要说，我很感谢我的同学宫魁斌为这本书作《序》。他是那么理解地写道：假如我们还赞美青春，赞美生命，那么至高的爱惜或许莫过于把自己当做柴薪投入燃烧……读完这部书稿，想到它即将成书，即将被送到诸位读者手中去，喜悦情绪中又平添了几分送壮士登程般的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