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冯友兰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深切悼念冯友兰先生
张岱年
哲学界前辈、９５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在久病之后不幸逝世了，这是令人十分悲痛的！冯友兰先生在７０多年的学术活动中，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在国内学术界及世界哲学界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有很高的国际声望。他的学术贡献是值得敬佩的。
冯友兰先生一生，可以说有三件大事。第一是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开新纪元的哲学史专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被国内外誉为划时代的哲学史著作。第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到五十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完成了重要的哲学思想的转变。第三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近几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于今年春季完成了第七册“现代”卷。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五四”时期，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第一本运用新方法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但是胡著比较偏重名辩之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深邃思想体会不深。冯著对于先秦诸子及汉宋哲学都有较深的理解。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冯著对于墨家及名家的名辩之学也都钻研较深，超过了胡著，因而受到学术界的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撰著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之际六书”，意图建立一个融合中西的哲学体系。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其中心观点是“两个世界”（真际与实际）的学说。程朱理学虽以“理”为最高范畴，但尚无两个世界之说，两个世界主要是西方柏拉图主义的观点。新理学体系是柏拉图主义与程朱学说的综合。三十年代，熊十力先生融合儒佛，创立“新唯识论”；金岳霖先生著《论道》，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自己的接近新实在论的形上学体系，冯先生则综合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提出了“新理学”。这些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值得重视的新发展。
“贞元六书”的一个特点是试图为抗战建国建立一个理论基础。“贞元六书”中充满了对于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信心，认为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将转入一个新时代，故曰“贞下起元”。新理学的体系虽然比较玄虚，但是其理论体系的完整、逻辑论证的清晰，在中国理论思维发展史还是有一定贡献的。“贞元六书”中颂扬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突出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激情。
正是由于冯先生具有深厚的爱国热情，所以后来他以诚挚的情怀迎接了１９４８年冬季清华园的解放。１９４８年冬开始，冯先生热心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转向辩证唯物论。当时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与冯友兰先生都已是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哲学家，但都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思想的转变。这个转变也有其思想上的内在契机。因为冯、金二先生向来都是反对主观唯心论的，向来承认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不过倾向于新实在论者的“共相潜在”之说，现在接受了“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转变到唯物论是比较容易的。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冯二先生从“共相潜在”的新实在论转向辩证唯物论，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光辉，也说明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哲学家热爱真理的真情实感。冯先生在五十年代信持唯物主义以来，迄今四十年没有动摇。
五十年代以来，冯先生奋力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六十年代已出二卷。到八十年代，又将已出版的二卷改写了，拟定计划，共写七卷。这时他已年过八旬，我们担心他未必能完成计划，同时期望他圆满完成这一巨大工程。他以罕见的毅力终于在写“近代”卷之后又写完“现代”卷。这是令人钦敬的。
在《新编》的“近代”卷和“现代”卷中，冯先生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观点，每每发人深省。他虽然双目失明，两耳重听，但思维能力依然很强，经常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以及与民族命运有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关心社会主义的前途。近来他的老学生涂又光同志从武汉来看望冯先生，冯老对他说：“我躺在医院里，又有许多新的想法，但现在还没有气力说出来。”冯先生是希望病愈之后将他的新观点讲出来的，不意遽尔逝去了。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是努力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表现了诚挚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