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深切悼念李一氓同志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
　　——深切悼念李一氓同志
　　乔石
一氓同志在本月四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作为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余年、与他相处时间不长的晚辈，本来没有资格来写追念他的文章。但在此时，我总觉得想说几句话。
一氓同志是一位思想非常开朗通达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他在一九七四年到中联部后不久，就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他对于我这样一个新认识的、革命经历和外事工作经验与他无法比拟的较年轻同志，能够经常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议论形势。在他面前，我能毫无拘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阅历丰富，对许多重大问题很有独到见解，同时又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他总能欣然接受。有时一面讨论问题，一面他就亲手草就文稿，递给我看。我看后觉得有需要斟酌的，便向他提出建议，只要可取，他马上提笔修改。在他领导下，我们一些较年轻的同志，经常能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有什么就说什么，心情比较舒畅。我离开中联部后，遇有重要的工作变动，或其他为难的事情，常去向他请教。他每次听我讲完，都能推心置腹地、实实在在地说出他的看法、意见。他的意见，总是完全从大局考虑，从工作出发，又能替较年轻同志着想，关切备至，每每使我深受教益和感动。有时我们会一直谈心到深夜。这样，在年龄几乎相差一代人的一氓同志和我之间，就逐渐建立起一种无话不谈的同志情谊，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这是和一氓同志平等待人、以诚相见的品德分不开的。一氓同志去世，对我来讲，不仅是失去了一位我极尊敬的老领导同志，而且是失去了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一氓同志由于积累了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又亲身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因而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整个战略思想，衷心地拥护、赞同。
他在工作中坚持和贯彻这条路线和战略思想，始终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决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联部讨论一些工作问题，大家都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得到采纳。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承他盛情，要我同住一屋，我们互相交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的好形势，特别是小平同志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心里都很高兴。正好有位同志请一氓为《诗刊》写点东西，谈谈十二大的感想。他专门请了半天假，第二天就写出一首词给我看，词的末段是：“临危受命，坚维真理，登高倡开放改革。信如今，民主重复，一堂争团结。共生产，物质精神，青年中国。”这首词虽是急就，但他对倡改革开放大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由衷赞扬，对欣欣向荣的我国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满怀信心，溢于言表，令我感奋不已。
一氓同志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１９７８年３月我随他访问南斯拉夫后，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要为时间添认识，愿从存在看山河”，鲜明地表露了他所坚持的唯物论的立场。１９８３年他自编了一本集子，题为《存在集》。在后记中，他概论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些特点后指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总得要求发展，要求前进，要求变革”。他再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第一性的原则，认为人们不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通过实践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取得比较接近客观真理的思维方法；从主观上和客观上不断地锻炼自己接近于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后他强调说：“停滞、因循、复古是消极的，奋发、改革、前进是辉煌的。”他这种唯物的、发展的、改革的观点，十分执著、坚定，并且始终贯串在他的工作和著述中。至于他的遗嘱中所表现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已为大家所知。
一氓同志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非常殷切地寄希望于革命事业的后来者。他坚决执行党的干部四化的方针。中联部是较早实现领导班子相对年轻化的一个部，这同当时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有直接关系。一氓同志自己在１９８２年就从现职领导岗位上主动引退。同年秋，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场合，把他的新作《游泰山至中天门而止》一诗抄录给我，诗文是：“漫游处处起云根，面对雾山自出神，且谅老夫艰步履，俊髦齐跻南天门。”他策勉、激励后辈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他退下后，有一次学谦同志和我一起去看望他，他特地带我们到他的小书斋，给我们看一幅他新写的对联：“僻在城边，书声琴韵；悠然林下，鸟语花香。”这种坦荡乐观的胸襟，正如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一氓同志时所说的：“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１９８２年晚些时候，陈云同志请一位同志去同一氓商量，要求他出来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这是必须由对典籍有较深造诣的老同志才能胜任的，一氓同志欣然接受，以后就对这一事业专心致志，倾注了大量心血，结出累累硕果。
一氓同志从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至今６５年，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同时，他在戎马倥偬和公务繁忙之余，还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既研究社会科学，从事翻译工作；又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颇有功底；还涉猎京剧、词曲、版画、碑帖等等，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研读和笔耕十分勤奋。从他送给我的几本书、文、画集看，他每研究一个问题，都务求翔实准确，鞭辟入里。他的每篇文章和题跋，都有精当的见解和很多新鲜思想，读后发人深思。他的文风也非常好，没有陈词，不落套，都是言之有物，简洁清新。有的述评，可以说字字有据，句句入理。这些，凡读过他的文章著述的同志，都是清楚的。一氓同志自己学识渊博，却很愿意听后生晚辈的浅见。他每次把他的新作或他主持编纂的图册送给我时，我在拜读后，虽然对所涉及的问题知之甚少，但仍尽量就自己所感向他说点想法，他也能很乐意地共同议论。这样，我们有时也在一起对某些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随意交谈。一氓同志这样虚怀若谷，使我学到很多知识和剖析问题的方法。
我写此短文，仅能表达自己的感情于万一，聊以寄托哀思。至于一氓同志光辉的一生，党组织和很多熟悉他的老同志，以及同他接触较多的其他同志，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对他有个客观的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