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影《南行记》的改编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谈电影《南行记》的改编
　　梁沪生
６０多年前，孱弱的小书生艾芜为了生计、也为求索人生，只身闯入滇南边陲的蛮荒之地。中国文坛从而有了一部以神奇和苦难铸就的《南行记》。６０多年后，峨眉电影制片厂年轻导演周力循着当年飘泊者的踪迹，踏上这块土地，拍成了电影《南行记》，中国影坛上的名著改编从而又增添了一朵新花。
与大部分被改编的名著有所不同，小说《南行记》并非一部内容连贯的长篇或中篇，而是各自独立成篇又汇成一体的短篇集。因此它的改编难度是较大的。正因为如此，也使改编者自身的艺术再创作有了更好展现、拓展的天地，有了在改编中另辟蹊径的极大可能性。
当然，另辟蹊径的路不止一条。按照当前流行的作法，注重传奇性、猎奇性、情节性，将故事讲得神怪离奇，原著《南行记》中不乏这样的素材。但编导的目的绝不在此。真正吸引编导的，是原作中那个奇异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各色人等，是在他们无望的挣扎中所体现出的变异了的和没有变异的人性；是他们同周围环境融合在一起所构成的西南边疆特有的文化意蕴和内涵。也只有抓住这一点，才是抓住了《南行记》原作的精髓。因而，作为导演的周力并未在情节及其因果关系上下更多的功夫，而是强调将环境同在那环境中邂逅的那几个同路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融成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他们的命运，表现出一种渗透着浓郁文化意识的悲剧美来。唯其如此，才是艾芜的《南行记》。摄制组奔赴滇南前，周力曾带主创人员去拜望住院的艾老。谈起当年那苦难的历程，病榻上的艾老仍充满神往之情。这神往之情所带给周力的感染力，无疑给他的使命感增添了份量。
然而，一个不足４０岁的导演，对６０多年前的生活和人物，毕竟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南行记》在改编上所具有的弹性，便为再创作者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地渗透进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艾老是十分善良的，他对自己笔下的生活底层的人们，充满爱心，赋予最大的同情。对他们善的一面，不惜笔墨。而对他们恶的一面，却不忍心作彻底的无情的剖露。借助短篇的形式，往往显得含蓄，有时是点到为止。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个性。电影《南行记》却不满足于此。作为导演的周力，更情愿将这些更令人颤栗悚然的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被人夺去老婆、被人关在水牢灌过耗子汤的大个子在沦落为匪、手中有枪之后，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在这些地方，不管是有意识、抑或是无意识，导演对于原作中的人物素材作了更深层的开掘。这样的开掘顽强地带着导演自己对影片反映的时代、人物的理解。在开掘的过程中，也就顽强地带入了导演自己的创作个性。因而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在电影《南行记》中，既看到了艾芜，也看到了周力。
与近年来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相比，还有一点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南行记》中，我们看到从迷茫的滇南暮色里走出来的是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飘泊者，大足女人，花鼓女、大个子、小伙子、算命老人……，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带有浓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以及他们相互的关系，在他们身处的环境中，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风情画卷，演出了一场撼人心魄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