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纳米比亚朋友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难忘的纳米比亚朋友
樊如钧
“出外靠朋友”，此话不假。作为记者，我曾两次去那遥远的纳米比亚，对此感受尤深。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大陆西南角，４０年来，大陆中国还不曾有人去过。去年，我有幸成为踏上这块土地的中国大陆首批来客之一。这里的一切都令人难忘，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纳米比亚人的热情与友好。
去年３月底，我与同事老熊第一次去还处在南非殖民统治下的纳米比亚，报道４月１日开始的联合国安理会４３５号决议实施情况。我们拿到签证太晚，仅仅来得及订上机票，而首都温得和克的所有饭店床位，早在数月前就被联合国官员、各国外交观察员和记者所订满。
我们由内罗毕出发，经约翰内斯堡飞温得和克。到了那里，迎接我们的是一片茫茫夜色，但走下飞机时，手中捏着新结交的纳米比亚朋友们的地址和电话，心中觉得踏实多了。
在最初的几天里，工作十分紧张，有时一天要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三四个记者招待会。是一个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为我们了却了后顾之忧。他们四处联系，给我们提供哪家饭店哪间客房虽被预订，但房客未到的信息，并帮我们赶去“见缝插针”。我们曾经一早起来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待回到饭店，房间已被预订的主人“占领”，行李堆放在走廊里，我们则去餐厅打字发稿。我们也曾天不亮即赶赴机场，迎接联合国特别代表，带着所有行李奔波一天，晚上再按朋友的安排，住进另一家饭店。有时甚至在一家饭店内，也是一天换一个房间，给真正的“主人”腾地方。虽然工作紧张，生活不安定，但我们可时时感觉到生活在朋友之中。
在纳米比亚呆的时间越长，结识的朋友就越多。他们中有汽车推销员、出租车司机，也有医生、新闻界同行；有黑人，也有白人。而其中尤其难忘的是位叫诺曼·帕德基的老人。
今年３月间，我第二次去纳米比亚报道独立庆典，住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的前身——中国观察员小组驻地。由于大会为参加独立庆典的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车辆不够，我与观察组小乔也各开一辆车加入中国代表团车队。在车队司机里，有一位迟来的白人司机，他十分注意仪表，待人彬彬有礼，而且不论何时，总是规规矩矩地打着领带，不像个普通的司机。当时我们中有人开玩笑说，这位后到的先生没准儿是南非白人政权安插进来的“特务”呢。但他对工作克尽职守，车一停下就检查车况，还经常热情地跑前跑后帮助调度车辆。当时活动安排紧，谁也无暇了解这些工作人员的情况。庆典一结束，大家也就把这档子事忘了。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又来了，原来他是来送还代表团遗忘在他车上的雨伞。把他请进来一聊才知道，他竟是新生的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政府官员。
他就是诺曼·帕德基，英国后裔，已近６０岁，他原是温得和克市一所小学的校长，现在纳米比亚新政府教育部工作。这次举行独立庆典活动，政府各部门都放假，他主动要求为独立庆典做点事，恰好中国代表团要求增加车辆，按大会安排，他便带着他新买的“奥帕尔”来义务服务。说到这里，大家都对他给予中国代表团的帮助表示谢意，同时也为那不恰当的玩笑感到歉意。当谈到新生的共和国时，这位老人充满了信心。他说，独立是所有纳米比亚人的愿望，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反对南非的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政策。他还表示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倾慕，期望着有一天能亲眼看看。
此事过后不久，纳米比亚中小学开学在即，我想拍一组反映独立后白人学校向黑人开放的照片。纳米比亚新获独立，虽政策和法律都不允许种族歧视存在，但南非种族主义残余势力阴魂不散。如我去采访一家曾经专门接待白人的餐馆就遭拒绝。这家餐馆现在名义上也对黑人开放，但却耍花招只限本俱乐部成员就餐，而这个俱乐部是个白人俱乐部。这家餐馆的老板把我堵在门口，让我看了那块“记者和非本俱乐部成员不得入内”的牌子后，把我让出了餐馆。同样，我想去白人学校必须得有门路，若错过时间就失去一个报道机会。这时我想到帕德基，同他联系后告诉了我的意图。他赞同我的想法，并选定了他曾任校长的艾玛小学作为采访对象。４月３日，是纳独立后开学的第一天，帕德基领我访问了艾玛小学。现任的艾玛小学女校长也是一位英裔纳米比亚人，她曾是帕德基的学生。可能是出于老师的影响吧，这位女校长同样对南非种族歧视政策表示了强烈的鄙夷，作为一个纳米比亚人，对新生的共和国表示了强烈的爱。在他们的协助下，我很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采访。
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纳米比亚，但这些纳米比亚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却牢牢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