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垂青史　楷模昭后人——怀念向前同志在鄂豫皖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勋垂青史　楷模昭后人
——怀念向前同志在鄂豫皖的日子里
郭述申
惊闻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深感悲痛，当天上午就赶到医院，向向前遗体告别。此时此刻，思绪万千，那沉痛的心情，难以言状。
向前同志是我的师长、战友和知己。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我们并肩战斗了整整三年。他的为人，正如先念同志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所说的：“与那些赶浪尖、出风头，把信仰当儿戏或工具的‘时髦’人物截然不同，他对人生是严肃的，确定信仰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执著地追求真理，深思熟虑，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一旦定下决心，就义无返顾，终生不渝。６０多年来，他忠诚地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言。不论敌人多么强大，环境多么艰险，党内斗争多么复杂，革命道路多么曲折，他都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而为之顽强奋斗，至死不息。”在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一生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缅怀向前同志，往事历历在目，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向前同志是１９２９年６月，受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派到鄂豫皖担任红三十一师领导工作的。我是１９３０年４月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鄂豫皖特委主持工作的。从这时起到１９３２年初冬红四方面军被迫向外线实行战略转移时止，我和向前同志在一起多次商讨红军的行动方案和作战计划。他那非凡的智勇，善打大仗、恶仗、硬仗的指挥才能和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的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永远难忘的印象。
智勇非凡的军事家
向前同志到鄂豫皖，可以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当时“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军，力量还比较弱小，处境十分困难。敌人妄图把这株幼苗扼杀在摇篮里，疯狂地发起了“围剿”。向前同志到来之际，正值“罗李会剿”（敌罗霖独立第四旅和李克邦暂编第二旅）即将开始。这时，红三十一师部队大部在外游击，仅两个大队在黄安（今红安）的七里、紫云两区活动。根据此情况，向前同志集中指挥红军两个大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对战斗力较弱的敌李克邦部和红枪会，展开了坚决反击。“罗李会剿”被粉碎后，敌又由蒋介石嫡系第一师长刘峙组织鄂、豫两省反动军队，发动了“鄂豫会剿”。接着，驻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和湖北境内之敌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又发动了“徐夏会剿”。当时，敌人虽然先后纠集大于红军数倍或数十倍的兵力，连续进行了三次“会剿”。但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向前同志的正确指挥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会剿”，不仅歼灭了敌人不少正规部队，尤其重要的是歼灭了大量的反动民团，这对巩固苏区有重要意义。同时，地方武装和红军也进一步壮大起来。到１９２９年底，各县均组织起一支有数十人到一二百人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常备队和大量不脱产的预备队。红三十一师已经发展到７００余人，增建了第十一大队，共有长短枪６００余支，这对于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粉碎这三次“会剿”的武装斗争中，向前同志运筹自如，智勇兼备，显露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敌以强大兵力，疯狂向我根据地“进剿”时，他指挥部队采取“敌进我退，敌东来我西去，与敌人兜圈子”的办法，把敌拖垮；敌人据地固守，他指挥红军和游击队在其周围活动，土炮轰鸣，呐喊四起，昼夜袭扰，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致敌人于死地；敌人分进合击，他指挥红军找空子钻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敌军侧后，以突然袭击等手段，大量消灭地方反动民团；敌人进行“搜剿”、“清乡”，他指挥红军掩护群众，带着锅盆碗盏和粮食、衣物、牲畜，向安全地带转移，并在适当地点布置兵力监视、打击敌人，相机歼灭敌人一部或打掉敌人的“尾巴”；敌人行军时，他指挥红军守候在半路上打埋伏，赤卫队乘机去打敌人的行李担子，纠缠住敌人的掩护部队。这样就使“会剿”之敌处处受阻，寸步难行。
向前同志作风民主，特别尊重地方党组织的意见。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他与党代表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由党委及各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１９３０年夏，他担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时，指挥部队在鄂豫边区活动。为了打下杨平口，我代表鄂豫皖特委两次到他的司令部同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和行动计划，决定积极向京汉路南段出击。会上，向前同志对形势、敌情、我情作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他指出：要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进攻作战；当前敌众我寡，不宜强攻。经过全面分析，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决定以“诱伏”的手段消灭敌人。于是向前同志指挥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安排孝感游击队配合，师属特务大队进逼郑家店诱敌。由于向前同志判断正确，决心果断，战术运用得当，部队动作勇猛，加上做到了红军作战与地方工作密切结合，因而这次战斗仅历时半日，就毙、伤、俘敌１０００余人，活捉敌团长，缴枪８００余支。１９３０年秋，红一军光山整编后，占领罗山。当时向前同志任红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井井有条。为了商量红一军南下作战问题，我同倪志亮一道去罗山军部，当时找到了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熊受喧等军部领导。我介绍了苏区和黄安南部敌人的军事动态，要求一军主力向南行动，肃清鄂东南部地区的敌人。前委随即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南下，趁敌人进驻新洲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由于决定正确，这次南下，一举占领新洲，歼敌第二混成旅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和军需物资。这一胜仗，大大震动了武汉敌人，给正在组织“围剿”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打乱了敌人部署，为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赢得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时间。
善打大仗、恶仗、硬仗的统帅
向前同志具有不畏强敌，视险如夷，坚韧不拔，雷霆不移的宏伟气魄和革命胆略。他指挥战斗，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他常说：“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抓住战机，英勇果断，不顾一切！”他特别强调在战斗进入关键时刻，要“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打”！“坚持最后五分钟”。他说到做到，在这方面一直是部队的好榜样。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不久，方面军就发起了黄安战役。当时我负责陂安南县委工作，向前同志让我到他的指挥所去商量地方配合部队作战的问题。我去时，见他正在用毛笔书写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我敬佩他的书法，更为他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他写完作战命令后，谈了作战部署，并向我提出了地方支援部队的要求。我当时同他谈了陂安南县分得土地的农民，积极响应中央分局的号召，踊跃参军，县苏维埃主席李先念和县委机关干部张广才带领数百名青年参军受到《列宁报》的表扬的情况后，向前同志很满意，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把后勤支援工作做好。在这次攻城战斗中，向前同志身先士卒，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情况最紧急，哪里困难最大，他就出现在哪里。当战斗进入关键时刻，他亲自带领手枪营赶到嶂山一线阵地指挥作战。他站在山顶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呼啸的子弹从他身旁穿过，打在石上冒火花，他全然不顾。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已冲到半山腰了，他仍然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敌情。他的右臂负伤了，还若无其事。当敌人冲到快接近山顶时，他才命令集中火力反击，喊着：“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下去！”他惊人的沉着和勇敢，极大地鼓舞着广大的指战员，大家打得格外英勇顽强，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锋，还一鼓作气追击１５里，收复了第一道防御阵地桃花镇。黄安战役历时４３天，总计歼敌１．５万余人，其中生俘近万，敌师长赵冠英亦被赤卫军活捉，缴枪７０００余支，迫击炮１０余门，电台一部。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取得攻下敌人由整师兵力设防之强固据点的重大胜利，也是向前同志指挥的结果。
苏家埠大捷，更体现了向前同志善打大仗、恶仗、硬仗的革命胆略、气魄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向前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一心为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无私无畏，所以越是面对险境、逆境，他越是以超凡的耐力和毅力，冷静沉着，运筹帷幄，化险为夷，夺取胜利。长期斗争的实践，使大家有这样一种感觉：不管打什么大仗、恶仗、硬仗，只要向前同志指挥，广大指战员就信心百倍。苏家埠战役，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例。红四方面军在向前同志指挥下，夺取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之后，１９３２年春，又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当时我正在皖西道委工作。为了配合部队作战，按照向前同志的部署，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做送军粮、抬担架等后勤工作，一方面组织地方武装袭扰迷惑敌人。当时，向前同志根据敌人“深沟高垒，凭坚固守”的实际，以少部兵力紧紧围住苏家埠等点上的守敌，以主力张网以待，伺机消灭援敌，结果把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的１５个团全部装进了我们的“口袋”，彻底歼灭。点上敌军，待外援无望，也只好束手就降。这次战役历时４８天，共歼敌３万余人，生俘厉式鼎及敌旅长５名、团长１２名、官兵２万余人。
苏家埠战役的胜利，是向前同志指挥红四方面军进一步发挥“围点打援”，调动敌人于运动之中加以消灭的作战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向前同志在准确掌握敌情的条件下，在优势的敌人援兵面前，以逸待劳，利用天时地利，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和红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打”的坚强毅力的结果。苏家埠空前大捷，苏区群众欣喜若狂，有力地推动了皖西北苏区的迅猛发展，许多被敌人统治地区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祝贺这次大捷，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电文指出：“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号召继续英勇战斗，争取新的胜利。
以团结为重的楷模
向前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广阔，作风正派，表里如一。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贯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委曲求全。他常说，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就是胜利。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没有党的领导便没有个人作用的充分发挥，便没有革命事业的胜利。在红四方面军，向前同志是以团结为重的楷模。１９２９年，他到鄂豫皖之后，不像有的人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对当地干部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很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支持他们的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经常虚心求教，工作上主动配合，团结得很好。
１９３１年张国焘来鄂豫皖后，向前同志尽管心情不舒畅，但他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红四方面军老同志都知道，与张国焘共事不容易，既要讲斗争，又要讲团结；既要坚持原则性的意见，又不能越权行事。在这方面向前同志做得很好。该做争取团结的工作积极做，该坚持的原则毫不含糊。在苏家埠战役中，敌众我寡，张国焘要撤退，向前同志全面分析，权衡利弊，说明“只有硬着头皮打”，别无它路，说服了张国焘。当红四军南下执行“攻打安庆，威胁南京”计划时，攻克英山后，向前同志遂与曾中生同志详细研究和比较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认为进攻安庆要通过近４００里的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条件困难，胜利把握不大。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原为根据地，有地方党组织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且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红军既可乘虚而入先争主动，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又可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据此，他们向中央分局报告了情况，改变了张国焘原定的冒险计划，从而在一个月内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７个多团的重大胜利。同时，牵制了敌原拟定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在鄂豫皖我和向前同志是在燕子河分手的。那是１９３２年９月，张国焘在这里召开中央分局会议，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和我参加了会议，向前同志也出席了。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我和向前同志匆匆分别，他率领大部队向黄麻地区转移，我留在皖西坚持斗争。
在鄂豫皖三年艰苦奋战的日子里，我和向前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斗友谊。对他在红四方面军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革命团结，以及严肃认真的作风，英勇的胆略，善战的指挥才能，至为敬佩。他离开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后，我十分关注，对他指挥红四方面军所取得的战功，我都无比激动，并与之分享胜利的喜悦。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言传身教，培养出了大批智勇兼备的将领，带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守无不坚的钢铁般的队伍。怀念向前同志，就要学习他那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习他那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纪律的坚强党性；学习他那好学不倦，谦虚谨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品德；学习他那心里只有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襟怀。在新的历史时期，把两个文明建设好，把我军建设成钢铁长城。
党中央对向前同志光辉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将长留天地，永驻人间！
向前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