嶂石岩的今昔 [复制链接]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嶂石岩的今昔
高扬
去年秋听河北的熟人说，里川沟已经修了通往山西昔阳县境的公路，嶂石岩成为赞皇县的旅游风景点了。当时觉得离奇，我想，嶂石岩有什么可看的呢！１月１５日的《人民日报》载有刘章写的短文：《太行绝胜嶂石岩》，读了，“心事如波涛”，久久不能平静。嶂石岩我是熟悉的，但那不是旅游者和记者眼中的嶂石岩，那是看见过人民和人民军队遭受磨难、共同进行苦斗的嶂石岩，那是保卫过人民，保卫过祖国的嶂石岩。
１９３９年秋至１９４３年夏，我在太行山根据地中共冀西地委（后改称太行—地委）工作。去山西昔阳与和顺两县检查、指导工作，以及到涉县赤岸村太行区党委驻地开会，都要经过嶂石岩。在那里歇歇脚，喝口水，或者吃顿饭，然后急忙上山爬岭，才能在天黑前赶到岭西头的小东峪，半途中是无处栖身的。记得１９４０年春节前后，我同范子侠、黄欧东２同志及他们率领的平汉纵队一起去昔阳，人马踏积雪行军，在岭口看见了路边横挺着一具讨饭者模样的女尸。她大概是冻死的，原委如何，无人可问，我只好匆匆走过。冰天雪地，人们冻得不愿说话，感情似乎都麻木了。
然而嶂石岩、太行山，又是有情有义的。也是１９４０年，日寇向根据地进攻，打到了黄北坪，却没敢向据险阻击的我军迫近，军分区和地委机关得以从容向里川沟撤退。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我区不断遭到日寇的蚕食和进攻，根据地缩小了，人口从原来的８０多万，锐减到不足２０万。但日寇却未能深入里川沟，更没有到过嶂石岩。元氏县靠近石家庄和平汉路，地势平坦，１９４０年夏天，就只剩下山边少数村庄还算根据地了。因为游击区小学已经停办，我看见那里的儿童们在野外游荡，心里愤怒而忧伤，可是里川沟的孩子在那水深火热的８年，却始终能够平安上学。１９４２年５月，我同专员杨维同志率军分区武装工作队、昔阳县独立营和昔阳７０余名干部准备到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适逢日寇对太行区大扫荡，敌人自西、自北向我们的驻地逼进，我们从嶂石岩南侧的岭口撤到内邱县的小岭底。崇山峻岭中没有敌人可以南北通行的路，因此转移虽然张惶，却是安全的。
在日寇蚕食进攻面前，原属平汉路西侧、白晋路东侧根据地的人民遭抢掠、遭污辱、遭杀戮，尽管保卫他们力不从心，我们还是浴血奋斗过了。现在我记得为此而牺牲的县团级领导干部就有军分区３１团团长李良先、昔阳县独立营副营长陈英林、临城县独立营副政委鲍夫、内邱县独立营副政委黄惟一和内邱县委宣传部长金焰等同志。在赞皇野草湾还牺牲了太行胜利报记者陈宗平同志。朝鲜义勇队在元氏县活动时，遭日寇袭击，也曾牺牲了五六名国际主义战士。
１９８２年６月，我奉命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１０月去冀西地区视察。在赞皇老根据地我看了离别３９年的军分区、地委和专署的原驻地黄北坪、槐疙瘩和王家坪，但没有去嶂石岩。老根据地公路纵横，黄北坪北边修了水库，但是丘陵地带和居民宅畔的果树不见增多，房舍街道都是老样子，人民生活改善不明显，作为曾与那里父老共过患难的党的干部，我深感惭愧。听说近几年赞皇已百业兴隆，今非昔比了，我由衷地高兴。
星移斗换，春华秋实，苦难生活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去。以前走嶂石岩那蜿蜒崎岖的路，赶上天寒地冻，滑倒了爬起来，有时得走走停停；在炎热季节，汗流浃背，也还得走走停停。当时我曾借“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抒发过行路难的慨叹。唯物主义的美学家说，美感是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联系着的。大概如此吧？我就曾看着残破的碉堡觉得美，因为那是人民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象征。但那只能算常情、常理。如果人们救死不暇，就难免丧失任何美的感受。我们在日寇扫荡中得到嶂石岩一带危崖绝壑的庇护，当时对其景象之伟美和壮观就漠然视之，不过觉得在那里可以平安喘口气而已。我羡慕现在过着和平欢畅生活的人们，他们春秋佳日，偕侣出游，不用辛苦跋涉，就能纵览嶂石岩的胜景。读《太行绝胜嶂石岩》，我也为保卫过冀西根据地的死者与生者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没有浪掷自己宝贵的青春。至于我自己，欣慰之余，却不想再去看嶂石岩。与到那里的旅游者和记者不同，我看了，怀旧之情会多于美的享受，更何况国家多难，民困未苏，我也没有登山临水的闲情逸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