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其人其事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王若望其人其事
栾保俊
是作家还是政客？
８０年代的上海滩，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王若望的。他的闻名于世，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什么优秀作品；在这方面，他较之一些普通的作家也有逊色。他的出名，与其说因为他是作家，不如说因为他是政客。特别是８０年代后期，他基本上不是在搞创作，而是在搞政治。在这段时间里，他除去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掩不住的光芒》以外，其他的作品大都是杂文和政论性文章，此外就是忙于竞选、讲话和作报告，宣扬他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观、文艺观。从他的作品和讲话、报告的内容来看，在８０年代初期所发表的，基本上还是谈文艺的，即使涉及到党的领导，也还是谈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没有离开文艺的范畴。及至８０年代的后期，王若望的文章、谈话和报告等等，不大谈文艺了，而是大谈政治，谈党的领导，谈社会主义，谈政治体制改革，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民主与法制，等等，无所不包。王若望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爱憎也极为分明，他的文章，看标题就知道其倾向性，而且胆量极大。他不是政治家，却敢于大谈特谈各种政治问题；他不是经济学家，竟然到处谈经济问题。当然他所谈的一切，都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的。他与所有的所谓“精英”分子一样，都有一股子狂劲，似乎一切人都应该听他的教训，大有天下舍我其谁之慨。
８０年代后期的王若望在大谈特谈政治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浓厚的媚外色彩。他的讲话、报告和文章，热衷于拿到国外、海外去发表。这是他的一种心态的表现。他与一切动乱“精英”一样，都知道要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支持是不行的。他在国外、海外发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争取外援，争取支持，以国外来压国内，以党外来压党内，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王若望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自由化有什么不好，我就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是“祖宗”还要“老”，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个人的历史是以自己的言行写成的，王若望到底是“仗义执言”的作家，还是资产阶级政客，这还是以他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吧。
　　跟党的文艺方针格格不入
王若望过去名为“党员作家”，但他并不尊重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尤其痛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５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于那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以实践检验一番，我们的创作思想还得不到解放，手脚还放不开。不要把它当作神化的圣经。……有些提法当时就不适用，有些现在不适用。”凡认真读过《讲话》的人，都会感到王若望太不实事求是了。在这本小册子里，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对一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批驳。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中有些话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然而王若望却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把它说得一钱不值。
在文艺观方面，王若望最反感的是党领导文艺。１９７９年，他发表了《论文艺的“无为而治”》，说我们党是“常常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对文艺工作干涉太多，管理太细，结果是事与愿违，文艺创作不仅繁荣不起来，百花齐放变成了百花凋零。”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是为了摆脱党的领导。但王若望死不认帐，说他不反对党的领导。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用不着争论了，王若望已经用他的行动证实了人们的批评。
其实，就是在当时，人们稍微注意一下王若望的言行，也不难看出“司马昭之心”。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王若望在一篇题为《“重视”之忧》的文章中引用了“近人”套作的《新嫁娘》的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小姑说太淡，加盐复加酱；小姑说太咸，赶快抓把糖，食之难下咽，倒进猪食缸，寄语怀才者，勿做新嫁娘。”这首诗的含义明白如水，就是要“怀才”的作家们别听共产党那一套。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其历史背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电影不景气而电视剧则比较兴旺，报刊认为电视剧所以兴旺，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对此，王若望认为是大谬不然。他在文章中对报刊号召“大家都来重视电视剧”表示“担心”，说什么“公公婆婆都来重视，电视剧的创作，势将面临电影那样的命运”。在王若望眼里，党不重视的东西就发展，党一重视它就会像烈日下的幼苗一样枯萎。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我们不否认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有失误，其中包括对某些作品的不正确的评价和对某些作家不公正的对待。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党不应该和不能领导文艺。王若望总把创作是个人劳动说得玄而又玄。创作当然是个人劳动。但个人劳动再加上党和群众的帮助是否可以创作得更好呢？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和事都是崭新的，作家要把握人物的性格和事物的规律，深刻、生动地再现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听听领导的意见，多和各种人物接触，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难道都是多余的么？不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问题，始终抓住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对发展文艺创作不利的。
在文艺工作中，我们党历来主张文艺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王若望对此十分反感。文艺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这本来不需要争论，连资本主义国家也知道抵制淫秽或为他们不能容忍的作品，而王若望却不以为然。他翻来覆去地说：强调社会效果就是棍子。王若望反对提社会效果的真实用心是，对文艺谁都不能批评，作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若有批评就是“左”的一套又来了。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后果，人们都已经看到了。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社会主义反感和向往资本主义，是王若望早就流露过的情绪，但用明确的语言反对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则在８０年代后半期。
王若望的反社会主义论点之一是所谓“补课”论。１９８６年在杭州召开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王若望也跻身其中。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我们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里怎样一个情况也是模糊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是“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需要的。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不要羞羞答答硬劲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侬讲讲看，侬有啥个优越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若望既缺乏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又没有严肃的治学态度，信口开河，颠倒是非。第一，他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混为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犯过错误，不断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中的瞎指挥与急躁冒进，特别是“大跃进”与“十年动乱”，使国家损失几千亿。而这段时间里，国际上正是经济腾飞的时期。一进一退，就显得我们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差距特别大。然而，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折腾中间，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以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６年这３４年为例，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１４．７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１５．８倍；国民收入增长了７．８倍。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的核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制造业以及一些新兴工业都有巨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想见，假若没有这样多次的失误，我们的成就还会大得多。这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是像王若望所说的讲不出优越性。第二，王若望不懂得党的领导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可以推动社会的飞跃发展。王若望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打了二十年游击战争，就在天安门宣布不要资本主义了。”“一个领袖，在１９４９年某一天，带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谁都知道：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并没有宣布从那天起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或者建成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１９５３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个时候叫过渡时期。在经过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才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有急躁冒进问题，也有“左”倾思想的错误，但却不像王若望所说的由一个领袖宣布某一天进入了社会主义。第三，王若望说资本主义经过了２００年，我们不能跳过，应当补课，也不能成立。中国所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什么人的任意选择，而是有其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大陆解放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社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在人口众多又急需摆脱任人宰割的困境，唯有把有限的社会资金，包括由人力物力所构成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统筹计划，集中使用，重点发展急需的东西，以求在较短的时间里使民富国强，这就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和决定的作用。大陆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或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消灭了剥削，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并在生产过程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王若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只能证明他充满了偏见。
王若望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之二，是所谓“国营公害”论。１９８７年，王若望在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的文章，集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大成，他几乎把一切人间罪孽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此文共分六节，六个小标题是：“渎职官僚主义如今重犯”、“私欲都在‘公’字上动脑筋”、“世风日下模范干部更少”、“国有制使人懒惰”、“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公’之害罄竹难书”。王若望为什么对公有制如此咬牙切齿？他与其他“精英”们一样都很明白：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没有了公有制就称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公有制，就等于去掉了社会主义最后一个阵地。
稍微读一点马列的书的人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为了公有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完备的表现。”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消灭剥削的重要步骤。
当然，实行了公有制以后如何经营管理，这是一个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年，虽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恰恰相反，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去解决。但不管怎么说，公有制经济已经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国经过只有四十年的建设，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用仅占世界７％的耕地，供养着占世界１／５的人口。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到占世界的第８位。如果从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煤炭、粮食、棉花、布、肉类的产量占世界首位，钢占世界第４位，石油占世界第５位……尽管我们在人均占有量上还落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是因为人口太多所致。在这一点上，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士也懂得，治理一个１１亿人口的大国决非易事。而王若望这种人，却不顾这些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困难，一味攻击和贬低，这只能说明他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王若望攻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近几年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有些政策还不配套。比如说什么人先富起来，采取什么手段富，富到什么程度，个人富与集团富是什么关系，等等，开始时都不够明确，加之工作指导中的一些缺点，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就出现一些人暴发，而另外一些人的收入相对说来提高不快。这样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否则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与外宾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小平同志这段话，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然而王若望却认为两极分化是必然趋势。他在题为《“两极分化”之我见》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现在和未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形之下另一部分人跌下去，好起来的则富的越富，跌下去的则‘穷者越穷’，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由竞争合理的结局。”
王若望经常标榜他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两极分化”是人剥削人的结果。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资本家靠榨取剩余价值，使资本越来越集中。这种社会产品分配方式的结果，是一个极端出现了亿万富翁，而另一个极端则是生活难以为继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群。共产党正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才起来革命的。假若是为了实现王若望为我们描绘的图景，何必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几十年？蒋介石统治时期就是那个样子嘛。
　　赤膊上阵，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多年来，王若望一直致力于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开始的时候有些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口头讲话比较露骨，发表文章比较含蓄。当有人批评他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时，他还要辩解，说什么他“没有否定党的领导”。
但伪装总是不能持久的。王若望在八十年代初期所以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党，非不为也，不能为也。那时候的大气候迫使他不得不披上一层伪装。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扶植“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多次出访，在国外大放厥词，这就大大地鼓励了王若望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及至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更是赤膊上阵，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部分大专院校学生上街游行，王若望欣喜若狂，说：“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在欣喜之余，一语道破天机：“胡耀邦的死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人的激情和悼念，其实都是拿他做文章。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起来了，是压不下去的。……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政治运动。”王若望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善于抓取战机的！他要行动了。
５月２１日，也就是在李鹏总理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北京、上海继续有人上街游行，王若望对其同伙说：“形势大好，我特别期待着今天有更大的变化，工人参加了，市民参加了，他们（指党和政府——引者注）日子不会长久了。目前（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对话，这次对话自然不像前两次那么简单，而是有条件的，可能会提出严家其、方励之，以至赵紫阳出台，实际上这是一次圆桌会议；二是如果对方不干，一味坚持军管（原话如此——引者注），与人民为敌到底，那么，法国巴黎革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情景就可能再次出现，他们就将成为中国的‘全斗焕’、‘马科斯’”。
据王若望估计，经过这一场动乱，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垮台，那么以后由谁来当权呢？王若望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报纸上日前不是点过很多人的名字吗？如严家其、方励之等等。这不都是政治家吗？各组织都有这样一些人。再说这次群众运动中，又涌现了多少像王丹这样的年轻的，经过群众运动考验的，群众认为年轻有为的接班人。再说还有赵紫阳。”
王若望在设计了上述的领导班子以后，立即开始行动，他说：“北京事情有了变化，也要在上海成立一个组织，提出工作设想和办法，在此事上不能袖手旁观。”他迫不可待了，立即给人打电话，策划起草一个《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并妄图请更多的知名人士签名。在王若望看来，只要他这么一个“呼吁”，一“通电”，一“签名”，中国共产党就完蛋了，他和他的同伙们就会登上权力的宝座，弹冠相庆了。
如今，由“精英”们发动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然而事情并没有了结，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有待我们总结，而那些当年为王若望帮腔的人，恐怕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从中得出一点有益的教训来。
　　　（原载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文学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