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工人有力量——石家庄第二印染厂厂长崔志才办厂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咱们工人有力量
——石家庄第二印染厂厂长崔志才办厂纪实
王金良　朱耀忠　陈文科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幕：
时值盛夏，车间里工人们汗湿衣衫，冒着４３℃的高温突击一批出口任务。厂长崔志才看到这情景不禁为之鼻酸，于是“下令”：关掉一条生产线，增开冷风。工人们为保生产，“不听指挥”。厂长急了，要亲自动手断一条生产线的电，合上冷气空调的闸。工人们赶上来，拉住厂长的手，生产线不能停！几双手紧握在一起，厂长哭了。他流着眼泪将一碗碗拌有白糖的绿豆汤捧到工人们的手中……
这是１９８８年８月出现在石家庄第二印染厂的真情实景。
然而，３年半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工厂开支直线上升；供电、供水没有保证；被“亲化”组合下来的职工怨声载道，偷拿产品，有人竟将价值几千元的卷染胶轴一刀割破……一个拥有１６００多名职工、近３０００万元固定资产的国营大厂坠到了谷底。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６日，《石家庄日报》刊登文告，第二印染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厂长。
崔志才，５０开外的年纪，高级经济师，５０年代初期当过工人，参过军，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系函授班，曾历任大中型企业政治部主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他力挫群雄，勇摘河北省府大中型企业招聘厂长的第一顶“桂冠”。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崔志才身背铺盖卷，手提小饭盒，融进了二印厂欢迎的人群。
　　　　厂长工人一家人
崔志才从不把工人视为简单的劳动力。他和工人之间有一种骨肉之情。
崔志才为青年工人当“红娘”，结婚仪式上他当主婚人，党委书记做司仪，工会主席致贺词。一位女工扭伤了腰，忍着疼痛步行几里来厂请假。崔志才马上派车送这位女工回家。一位工作人员嘟嚷一句：“一个工人还用车送？”老崔火了：“工人怎么了？工人也是人！”
随着企业的发展，厂里规定：职工过生日可休息一天，并得到一份生日礼品；家住农村的职工盖房修房可免费提供车辆；爱人生小孩，男职工可休５天陪产假，工资奖金照发；男职工岳父母、女职工公婆病故可同样享受３天丧假；为职工办理家庭财产保险……
党关心群众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坚持和发扬。二印领导自己以身作则，同时要求车间、班组领导，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做到：职工家庭有了困难要解决到家；家属丧葬病故要慰问到家；职工新婚之喜要祝贺到家；离退休职工要关心到家；家庭发生矛盾要调解到家……
女工孙灵菊，母亲早逝，父亲偏瘫，还要拉扯两个未成年的妹妹。沉重繁忙的家务，不得不常常请假，工资难以保证，她心灰意冷……
崔志才知道了，眼里含着泪花说：“执行纪律要严，但要公平，要合乎情理，她父亲是咱厂的老工人，有难了，我们不该为孙家分忧吗？”厂里作出决定：孙灵菊从一线调三线，可多照管家事，工资奖金照发。孙灵菊的心开始变暖。
春节到了，崔志才抱病提着年货来看望孙的父亲。这位老工人颤巍巍的伸开干瘪的五指，拉住崔厂长的手，许久不愿松开……孙灵菊的双眼湿润了。
后来孙灵菊的父亲去世，孙灵菊一时茫然。厂长得知后，带领部分职工急急忙忙赶往孙家帮助料理丧事。有的为死者敛衣；有的缝制黑纱；有的到原籍接其远房亲属……这位历经坎坷的坚强女子，百感交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哇”地失声痛哭了，她和家人“扑通”跪倒在厂长跟前。
崔志才的心和工人的心，就是这样紧紧地贴在一起！自然，工人们也在关心着厂长。他们看见，老崔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很少回家，快五年了，工人们三班倒，班班见厂长。他们看见，二印职工的日子越过越好，而崔志才的身体越来越差。冠心病、高血压严重折磨着他，两鬓的黑发越来越少。有人悄悄地把做好的饺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而他在有病住院时，一位年轻的女工带着自己的女儿“闯入”病房探望，可爱的“小千金”拿出一个红红的桔子走到崔的床前：“给你吃了吧，爷爷，你可别瘫了呀，俺妈说还指着你挣５００元钱呢！”
这个小孩用天真幼稚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真理，当企业真正成为厂长和工人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将会出现怎样感人的局面。难怪在一个公休的夜晚，大水淹没厂区、电路中断的时候，二印的工人们会自己打着电筒，有如繁星集聚拢来保厂、护厂。更难怪在工厂遇到资金“燃眉”之急的时候，短短３天，职工们就筹集资金３２万元。
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李海峰说，在二印，干部们办的正是职工们盼的，职工们干的正是干部们想的。
　　　　让主人都带上当家的钥匙
崔志才有句格言：“让主人都带上当家的钥匙”。工人拿起当家的钥匙，常可以打开厂长一人难以打开的“锈锁”。
整顿劳动纪律是一个难题，崔志才把它交给了工人。他招聘承包后的第一次职代会就制定通过了《强化劳动纪律若干规定》，第一次尝试就“显了灵”。
产品的销路是常遇到的难题。崔志才想“从国内打到国外”，但跑遍大半个中国才弄到１０万米销货单，却要３２种色头！崔志才又把难开的锁交给了工人。工人知晓了，“主人”的责任感焕发了。技术人员在没有资料、试验样机的困难条件下，硬是攻下了３２个色调离奇荒诞的工艺难关；“职工出口智囊团”的傅俊杰，五天五夜不下火线，一位女挡车工两次晕倒在机台前，哭着喊着还要干……
结果第一批出口产品全部符样合格，按期交货，二印走向了大千世界。
职工伙食管理是个“意见窝”，崔志才把它交给职代会，普通女工张秋珍勇揭“皇榜”，改进了工作。职工调资往往是纠葛频起，在二印却风平浪静。因为每逢调资，方案由职代会选出工人代表跟踪监督修订成文，提交职代会审议决定。
这几年，不仅没有一个为此上访告状的，还出现了像女工张瑞芳不要大家评议的１０４元的工资而要求拿９７元的新鲜事。
有时职工拿起钥匙要开的“锈锁”，可能就在管理者身上。厂长在工人监督面前的感受是并不轻松的。
１９８８年８月，工厂会议室里烟气弥漫，空气闷热，职工代表就植绒设备引进质询厂长崔志才。
“您常说让我们工人当家，可植绒设备情况我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２００多万的投资至今收不回来，我们心疼啊！”……代表们唇枪舌剑，直掏崔志才的心窝子。
谁能把市场预测的那么准？谁想到原材料涨价会这样快，影响到植绒地毯的成本？可作为厂长，能不承担主要责任吗？
崔志才脑门子上渗着细汗，欲言又止。代表们愤然离去。
第二次质询按时召开。
“我们要您谈设备引进的来龙去脉！”“据说设备是淘汰产品，不客气地说，你们是否做了手脚？”……
此时的崔志才，只觉得周身的热血往上涌，手中的烟不自觉地掐断了。怎么能这样怀疑我们呢？他闭上了双眼……质询又一次不欢而散。崔志才回到办公室，酒还没喝上两杯便醉倒了。
但是，崔志才主动召集了第三次质询会。
他向职工代表承认了引进植绒设备是一次经营决策失误，并分析失误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代表们向厂长投出了理解的目光。几天之后，改造这套设备的方案摆在崔志才的案头上。
有人说，这件事反映了崔志才在民主管理上的不足；而更多的人则从中看出他依靠工人办厂思想的彻底性。
在二印，逐渐形成了《十大民主管理制度》和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实施细则，详尽地规定了职工的民主权利和义务；职工代表提案与职工代表大会，有其特定的处理办法和民主程序；职工代表值班实施办法，确立了职工评议监督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职工代表跟踪监督科室制度，细化了职工的监督权利……在这里，从一个小小螺丝钉的“错位”到企业发展宏观战略的整个大系统，哪个分系统出现“失衡”，民主管理机制的神经触角马上予以反馈“矫正”。二印厂工人真正感到自己拿到了当家的钥匙。
　　　　校正利益分配杠杆的支点
依靠工人办企业喊了多年，为什么总落不到实处？是工人不热爱自己的企业？不，工人出身的崔志才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苦苦地向深层思索。他凭自己的经验，隐约感到一种起着巨大作用的力量。“大锅饭”把人养懒，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又使人变“滑”变“奸”。他渐渐明白了，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依靠工人办企业就会成为空话。于是，他和他的伙伴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染色车间挡车工刘宗永在“万米工资含量包干”试承包书上郑重签字，印染百米报酬八毛，工资全浮动。探索拉开了序幕。
３９岁的刘宗永，有一手娴熟的印染技术，然而“大锅饭”使他甘居中游。如今，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承包后，一个月干完了过去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月底算帐：收入１４５．５８元。这时，车间里“炸了锅”：
“刘宗永这小子出风头！”
“工资全浮动了，生活还有保障吗？还谈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有人找到车间主任，要核查刘宗永的生产纪录……
这一石激起的波澜，冲击着人们旧的观念。更多人提出的却是这样的问题：“真的包下去吗？不会变？”崔志才明白，他们拥护这条路子，按劳取酬是工人最乐于接受的原则。
刘宗永的承包试验坚持下来了，他还在厂里技术竞赛中连续摘取理论测试、技术操作、生产实绩三项桂冠，获得连续两次晋级。
工人们从刘宗永身上看到了希望。承包全面推开了。一线工人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了！
企业是个整体，还有一个常常引起纠葛的问题：一线二线三线之间的分配关系。崔志才发动大家讨论，确定了奖金系数的划分原则：“技术人员、一线工人、脏累差工种“三优先”，按照“一线高于二线、二线高于三线”的原则分成７个档次。奖金系数厂总工程师拿最高：２．０；一线工人次之：１．８；再次为二线人员：１．５；再次三线人员为１．０。厂长崔志才本人的奖金系数为１．５。
几年来，二印的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向深层探索，经职代会三年四次重大修改，有关制度逐步完善。工厂内以各部门为基本核算单元，总体目标层层分解到车间、班组、岗位。各单元连锁互保，犹如链条上的连环，环环扣紧；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互相制约，根据厂总体效益，参照当月各种指标完成情况，各核算单元可算出本部门的实际收入。这就是所谓“分灶吃饭、合灶算利，单灶分成”。
正是这种日益合理的利益机制，既调动了单个工人的积极性，又保证了职工整体的团结和各部门的协调。它使依靠工人办厂有了制度的基础。而它的物质成果则表现在它生产的勃勃生机：５年来，这个厂年均利税递增率９．１３％；年均出口创汇递增率１３１．２３％；企业资产增值２３．６％；职工人均收入为承包前的３．５６倍。职工人均住房新增６．５平方米。
　　　　“三巨头”一条心
崔志才不是单枪匹马，工人说二印有“三巨头”，除厂长外，还有党委书记穆世荣，工会主席刘继明。
他们每日“入室而谋，处幄而议”，工人们风趣地说：“俺厂的‘三巨头’真像热恋中的情侣”。
相互间的关怀，配合上的默契，遇事都主动承担责任，成为他们关系上的特色。
“服装车间不干活了！”１９８７年３月的一天，传来这样的消息。原来是一部分工人不理解服装车间转产、人员转调植绒车间的决定，表示不服从调动。
１０分钟后，党政工联席会议召开了。党委书记穆世荣首先开腔：“这件事我应负主要责任，都怪我思想工作没到家。”话音未落，工会主席刘继明接上了话茬：“都……都怨我没有通畅与工人的渠道。”崔志才站了起来：“不怨天，不怨地，都怨我工作不细……”
第二天一早，“三巨头”站在植绒车间门口将职工一一迎进了车间……
为更好地依靠工人办厂，崔志才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当一度刮起“砍政工队伍”风的时候，他却将两名政工骨干充实到党委宣传部。党委举办活动，他提前安排时间；党委组织学习，他保证人员落实。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离开党的领导早晚要吃亏。”党委书记穆世荣则要求思想工作要深入车间、班组。党委组织了评选“十佳党员”活动。工会组织了评选“十佳职工”活动。正是这样的有声有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提高了职工的觉悟。“三巨头”之间的团结也在依靠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加强了。党委书记穆世荣说：“崔志才有能力，有胆识，有管理方法。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尊重他这个人，而是为了办好企业。”
“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必然要依靠工人阶级先锋队，依靠党委，依靠书记。”厂长崔志才这样说。
工会主席刘继明则这样理解：“办企业就得维护厂长的权威，因为厂长是工人阶级的骨干，代表工人来行使管理权力的。”
改革意味着更好地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二印的党政工合唱着这个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