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木同《经济参考》报编辑部人员座谈 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袁木同《经济参考》报编辑部人员座谈
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同《经济参考》报编辑记者座谈时说，在治理整顿中调整结构要采取综合对策，还要靠机制的转变。
这家报纸日前发表的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中，报道了这位国务院发言人就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发表的看法。
　　　　过紧日子，老百姓生活会下降吗？
有记者在会上提出，现在人们对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的问题很关心，理解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现在就是紧日子了；有人认为紧日子还没开始，以后才紧呢；有的甚至联想到６０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几年紧日子”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是谁过紧日子，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会不会下降，请袁木同志谈谈看法。
袁木说，过紧日子首先要控制机关消费、团体消费。像用公款请客送礼呀，追求豪华呀，对这些必须继续严加控制。当然现在情况比前一段好多了，但并不是这些现象都没有了。这几年许多地方大规模兴建、更新、装修招待所和宾馆，而且房间大都配有彩电。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富，甚至还比较穷，可是县一级的宾馆、招待所也盖得相当好。这就是脱离中国现实的超前建设。还有，不少地方搞了不少装点门面的工程。过紧日子得从这些方面紧起，首先把这些压下来，而不是要叫老百姓普遍降低生活水平。
他说，整个来说，这次过紧日子跟６０年代初困难时期不一样，不可能再叫多数人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过几年紧日子”，把集团消费开支压下来，把像到处盖楼堂馆所那样的“超前”建设压下来，正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够逐步地有所改善。当然，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过去一些单位把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投入不适当地转化为消费基金，一些单位工资性支出的增长幅度过大地超过了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那样的事当然不能再干了。同时，我们还要认真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袁木指出，在目前的治理整顿中，有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影响了一些职工的收入，一些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出现困难。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这一部分职工的处境，正在努力作出安排，各地也要为此而进行艰苦的工作。
他说，从全社会来讲，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的国情需要我们艰苦奋斗，我们的传统也是艰苦奋斗。这是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调整经济结构还要靠机制转变
袁木就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东西，或者说当时并不知道是在违反而实际上是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东西，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经济调整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或者只是泛泛地说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同６０年代相比，我看现在无非是困难程度比那时轻一点。说到克服困难的条件，有比过去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一般来说，好的条件要多一些，但是也可能有些困难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这次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的决定里都讲到了。
他说，６０年代的调整也好，这次调整也好，农业总是问题，是难点。在工业内部，是调整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这次调整的最大困难，我看还是个机制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这是贯彻一些调整措施时遇到的难点。比如，像刚才那位记者说的；本来电梯这个行业应该有个合理的产业布局，几个大企业搞什么，其它一些厂怎么为大厂搞好配套服务，但现在就有点乱，许多地方都不顾条件地上。不光是电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西装生产线都有这个问题。这就像中央的决定中所讲，中央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一方面有好处，可以提高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坏处在于促进了地区封锁、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搞小而全、大而全。在这次调整中，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包干体制不变，但也要兴利除弊，有补充、调整和完善的措施，将来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果强化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小而全、大而全的机制不逐步有所改观，将来可能在经济结构恶化的情况缓解以后，又重复老毛病。这个问题中央已经看到了，已经在这次通过的决定里把问题提了出来。首先要控制总量，在这个前提下，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提高效益。出路有了，原则也已讲清楚了。产业政策，前一段已搞出国家产业政策的要点，这总是前进了一步。当然，具体落实，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要采取经济调节的办法，要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综合对策，最终还要靠机制的转变。
袁木建议记者们研究一点治理整顿中的问题，从某一个产业、某一种产品着手，如从电梯着手，立足于某一地方，把全国电梯生产的不合理布局揭露出来，这将是很有意义的事。如果再能提出如何调整结构的可行的建议，那当然就更好了。
　　　　既为农民鼓劲，又为农民顺气
一些记者谈到，当前农村形势还是不错的，但农民仍然负担较重，气不太顺，怎样减轻农民的负担，既为农民鼓劲，又为农民顺气？袁木回答说，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很关心。不光是农民的负担，包括企业的负担，也应当清理一下。
他说，他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不管农民也好，企业也好，干脆认真总结一下，哪些是必须拿钱的，确定一个恰当的比例，农民和企业交完了以后，任何人来要钱一律都不交。比如说企业盈利一百，拿出百分之几，这个钱就是交各种负担的钱。农村也是这样，税也好，其他什么也好，一次性的，就告诉农民，除了我这次收的，任何人再收，都可以拒绝。党和政府都讲了，凡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有权拒绝。问题是被收的人那里知道哪个是乱收的，他怎么拒绝？再加上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来的都是上级，无论得罪了哪一方面，给你一个小鞋穿，你都很难办。
袁木强调说，现在要集中力量宣传农村政策的稳定性。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农村开发会上讲了六个稳定，我觉得无论如何要给农民吃这颗定心丸。对农村的改革措施，首先强调稳定，要强调连续，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实和完善。宣传上要让农民觉得你的完善对他有利，不要勉强，不要让他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比如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在这个前提下，多搞些对农民有利的集体事业。农民不好卖的，你帮他销，农民缺的东西，你帮助他弄来。要多提倡搞一些服务体系，包括供销性的、科技性的，流通领域的、生产领域的、产前、产后的。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因为一家一户的农民自己搞不起来，要多组织一些科技人员下乡搞培训班，普及科学知识，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农民提高集体意识。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农民没感觉到你给了他什么好处，只是强迫他“归堆儿”，他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要从利益分配上让农民感觉到合理，从思想各方面一步步引导他们。
他说，现在搞一定规模的开发性农业，新开发这一片，就没有必要再分到一家一户去搞，可以按照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合理配置劳动力和使用财力物力。我们的宣传报道上不要老抽象地作报道，你可以报道他开发时采取的是什么办法，效果如何。多从这种角度做些宣传，不要老是想在政策上一下子提一个全国性的典型，想只从一个点的经验，就得出一个带全国性、带指导性的结论，一下子让农民感觉现在政策整个地又是在往哪方面倾斜了。这种气候一造成，农民的心就慌了。党中央、国务院现在强调要稳定，各方面都要贯彻、落实这个方针，当然包括我们的宣传工作。
　　　　对老百姓讲话要实事求是
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的宣传报道业务由国务院研究室归口指导。袁木是作为国务院直接联系和指导《经济参考》报的联系人，来同记者编辑就如何全面、深入、正确地宣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举行座谈的。他认为，《经济参考》报宣传中央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还比较得力，在实事求是方面做得比较好。
袁木说，这几年我有一条很深的体会，就是对老百姓讲话要实事求是。我感到，不管是内部作报告也好，公开发言也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样能够实事求是地把情况给大家说清楚。凡是实事求是的，效果就好。说得片面了，不管你是偏到哪一面，把事实说颠倒了，一时可能会哗众取宠，讨好一些人，但最终会站不住。好的东西说得过头了人家也不听。《经济参考》报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登了一些好文章，动乱期间和平息暴乱之后就有几篇东西，如《对当今流言的批判》等很受大家欢迎，好多报纸都转载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很难，没有政治的稳定，经济也很难稳定。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现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稳定了才能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现在国内外形势很复杂，因此，我很赞成李瑞环同志提出的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宣传报道要帮忙不要添乱，帮忙还要帮到点子上。
袁木批评了《世界经济导报》曾经宣传过的一些观点。他说，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的《进步与差距——我国改革开放１０年来的经济成就及国际比较》的文章，就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针对当时《世界经济导报》宣传的一些观点写的。他说，我们那里的一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当时不大同意他们的观点。增加一些忧患感我们是赞成的，但把我们说成是这１０年什么也没干，说从总体上我们同一些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把社会主义说得毫无前途、毫无希望，这在方向上是不对的，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那个材料是从两方面讲的，既讲我们的进步方面，也讲我们的落后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