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选题——兼谈《昆仑》近年来的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报告文学的选题
——兼谈《昆仑》近年来的报告文学
李炳银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当不少人意识到报告文学创作将会出现严重危机，报告文学创作自身也表现出某些退坡趋向的时候，《昆仑》的报告文学创作却开始了默默的，然而却又是十分明显的跃动。继１９８８年中夙的《侨乡步兵师》、正言的《国之大事》后，这一年间，又先后发表了郭高民的《错位的星群》、杜守林的《瘦虎雄风》、王友齐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中夙的《大势》，张嵩山的《星辉》及李荃的《中华之门》等作品。
这些报告文学表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产生危机苗头，阵脚出现某种迷乱的时期，《昆仑》显然未被这种创作的态势所干扰，表现了一种坚定不移，浑厚沉雄的精神与品格。
这些报告文学，比较突出、集中地以部队的生活为报告对象，以部队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军人的心灵为报告对象。这在《昆仑》来说，似乎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坚定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向所有的军人敞开自己博大的胸怀，报告了步兵、海军、空军、导弹兵、测绘兵、边防武警等军兵种的生活，把军队的大门向读者放开了，也把军人的心灵和情感之门向读者启开了。这种题材相对集中的情形，不仅仅是一种外观的现象，它实际上反映了编辑对自己刊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意识。当然，对于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来说，文学创作本身对谁也不存在亲疏关系；谁也无权如跑马占地似的为自己圈定一块私土。然而，土分五色，人各有异，谁更适合在哪一块土地上耕耘，却是应当选择和可以做出选择的。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觉而又适当的选择，造就了不少各具风格特点的作家和刊物。这些报告文学之所以出现跃动之态，首先的原因正在于它没有轻易地随波逐流，像有的刊物编者在选题时更多的表现着追捕、跳动式保留的情形，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内作出比较深入地开掘，实现有致律动。“跳动”的行为，或许可以不断创造出夺人眼目的特写镜头，但“律动”的行为却有利于产生某种分明的整体特性。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诗歌那样，是作家深入地感受过众多的客观生活，经过反复的咀嚼后再以分明的主观性色彩表现出来，而是要求作家在真切地接触并感受生活之后，更加确切地描绘与表现客观的真实。在这里，作家的主观性尽管不会是全然被动的，可它始终都在受着客观性的制约。正因为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在题材的选取方面，远不能与小说家、诗人那种灵活性相比拟。报告文学的选题阶段之所以被编辑、作家们格外看重，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报告文学成功的始点和基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不少的编辑和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报告文学选择到理想或合适的题材，使之从一个好的始点出发，最后走向成功。前两年，有人视报告文学为热点，这从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确实是这样。但是，随着这一热点的出现，一种无形的趋热风潮逐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生起。一时间，报告文学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抢种抢收的人，都是那样的焦急，都是那样的匆忙。结果，在一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围内，竟也产生了小小的题材危机，题材保密的怪现象。开初是专找热门话题来写，不久似乎什么都变成了热门话题！后来又不知如何地一变，又专找冷僻怪异的题材去写，又似乎愈是生僻的题材愈具有热度。纷纭熙攘，喧腾之极。可是，并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也不是任何一个看似热点的现象都是具有内在性的社会热点。可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少编辑、作者把问题弄含混了，以致使不少的作品流向芜杂，流向浮泛，影响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严肃性，也危害了报告文学去着力对真正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现与报告。在报告文学的题材表现出多样花色的风潮时，《昆仑》以一种持久的冷静和耐力在专心设计着自己的营垒。结果在纷攘过后，他们却从军队生活这一面走向了社会生活的中心，走到了生活现实的真正热点，最终完成了对现实生活作近距离的，同时又是深层次的描述与报告。
像《错位的星群》、《瘦虎雄风》、《大势》及《星辉》、《中华之门》这样的一些作品，若是一般的看，反映和报告的不外是今天军队的常规生活，似乎不会蕴含多少深刻的社会性内容和为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内容或热点问题往往正包容在大量的常规生活之中，发生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但却可能视而不见的生活现象之中。这样报告文学盯住军队的现实生活不放，其用心也许就是要从这平凡的常规生活中发现并报告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使人识得平凡中的新奇来。尽管这些作品在选材时依然未能褪掉从某一个方面上区分认识题材的套路，可显而易见的却是对于军队生活的新捕捉和对于军人情感灵魂波动的把握。与那些更多着眼于冷僻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的题材来相比较，选取并处理好这类具有平凡性质的题材，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勇气的。用心于向平凡中求奇，在常规生活中寻异出新，这无疑反映着一种执著的精神和进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