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悲剧中的鼓舞力量——看影片《本命年》手记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沉重悲剧中的鼓舞力量
——看影片《本命年》手记
余倩
非“娱乐本体”的艺术电影，似乎早就应当“安魂”了，却仍有不想“安魂”的艺术片产生。现在电影处境相当艰难，也还看到了一部很有生气的《本命年》。
一部有分量的艺术品的产生，总不是如坐春风而没有一些困难。一个有分量的艺术家，难道会在困难面前失重而随风飘浮吗？从《本命年》问世以来的反响看，不是“娱乐本体”并不等于没有艺术吸引力。电影观众也不都是只对“儿童不宜”之类才感兴趣。
当代城市青年生活在银幕上的表现，已经见得多了。这两年引人注目的，主要是中国式的“垮掉的一代”或“愤怒的青年”们的世界，是“倒爷”、“顽主”之类在商业大潮中如鱼得水般生活的绘声绘色的表现。谁能料到这些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竟是如此肆无忌惮地“娱乐人生”或“玩弄人生”？《本命年》的主人公，也是这类青年中的一员，只是活得不自在，也有了别样的命运。本片导演谢飞给一些人的印象，是比较“温和”看待人生的一类，他在根据刘恒小说改编的这部影片中，也似乎透露出“温和”，却无法让主人公在“本命年”交上好运；而似乎“温和”展现的银幕形象，便让人感到一种不太“温和”的人生处境。
从“文化大革命”中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李慧泉，被“革”掉了文化，也被“革”掉了人生目标。因此导致打架犯罪。但在解除劳教归来后，觉得过去的行为“不值”，想要改邪归正；却不协调于环境，终于遭到了毁灭。原来这种坠入“迷津”的青年，也还有不甘沉沦而有内心矛盾的。他们也有痛苦，并非由于物质的匮乏，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李慧泉向往一种灵魂的升华，看来像是艺术家的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其实却是形象反映生活的一种必然。他不是天生的坏种，因此还有未尽泯灭的良知；想要活得“值”一些，但没有想当大伟人；不与“刷子”或搞“黄水北调”的崔永利之类渣滓同流，也没有出污泥而不染（否则不会包庇逃犯）——只是一个回头浪子想过一种比较诚实的正常生活。（也许由于导演的“温和”，造成了人物一些不必要的自我折磨，给人一些别扭的印象，但并未至于掩盖了现实的真实。）而在“值”与“不值”的矛盾变化的处境中，他的那些原未超出常规的生活愿望，却成了一种不大入流的反常的虚妄。一个刚刚涉世的小歌星的纯洁，仿佛是唯一照亮他的灵魂的希望之光；却又如流星一闪而过，他的灵魂随着这种光亮的消逝也复归于“迷茫”。
但还有接踵而至或后来居上的“迷茫”的青年，李慧泉的生命便“偶然”结束在他们手中。这个“骆驼祥子”后代的这种“偶然”的毁灭，是表面的有形的悲剧？还是深层的无形的悲剧的一种有形的表现？结局是有象征意味的：游园晚会散场了，李慧泉捂着滴血的伤口，逆着人流走向空旷的剧场，木然望着那个刚刚演过双簧的舞台，而画外响起凝聚他的一生的心声，其中有小歌星的（也是他自己的）成了一种质询的问话：“……是他们骗我？还是你骗我？”……他死得就像地上飘散的废纸一般没有价值。然而他不是想要活得有些价值么？这里的形象概括，未必只限于“迷茫”的青年或青年的“迷茫”。
这部影片有传统叙事的意味，也有当代电影的造型表现力。它有艺术革新的精神，然而沉着从容，藏而不露。表演、摄影等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却都得到比较和谐的统一。而一切又都服从于忠实地反映生活。这是新时期富于探索精神的电影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
看了这部影片的心情自然不会很轻松。但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就是专务发笑的喜剧也会令人发沉。谢飞在导演阐述中引用过罗森堡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重压下死于荒野。”《本命年》也正给人这样的感受。因此虽是令人发沉的悲剧，却有积极的鼓舞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