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白当一回共产党员”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八年前，女工杨淑贤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六位亲人也相继去世。然而，她休息更少，工作更加发奋。为的啥——
刘远
　　“不白当一回共产党员” 　 （一）
１９８２年５月的一天，塞外包头，阴云沉沉，冷风阵阵，要下雨了。包头拖拉机配件厂４２岁的喷漆女工杨淑贤拖着疲惫的身躯迈进家门，她刚从北京看病归来，首都几家大医院的诊断是：母系家族遗传性肾炎，目前是不治之症，男性患者寿命不超过３０岁，女性患者稍长。
母亲、４个弟弟的相继去世，不正是这可怖的诊断的证实吗？杨淑贤痛苦地望着丈夫和几个孩子，丈夫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３个未识愁味的儿子在嬉闹。杨淑贤不忍再看，闭上双眼，任由眼泪顺着苍白浮肿的脸滚落。
“我该怎么办？”她喃喃自问。
“我曾向党宣过誓：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党把我从不懂事的农村姑娘培养成共产党员，我怎能辜负党的多年教育？”杨淑贤暗暗地下了决心：“决不能被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所压倒，要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刻。”
杨淑贤理了理纷乱的头发，走到窗前。雨丝蒙蒙，树木葱茏，生活多么美好！她仿佛忘却了旅途的疲劳，对丈夫张义说：“你好好睡个觉，我去厂里了。”说完，她抄起那件穿了１０多年的工作服，急匆匆地跨出了家门。
（二）
同事们发现，杨师傅从北京回来后干起活来更泼了，时常一个班下来又接着干下一个班。了解杨淑贤的人说：“她是在补看病耽误的时间。”几天后，病情诊断不胫而走，全车间的同志都默然了，几个徒弟拉着杨淑贤的手直掉泪。有的说：“师傅，您别干了，坐着指挥就行了，您的活我们全包了！”有的劝：“杨师傅，您病成这个样，还不快回家养着！”
杨淑贤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多工作，多贡献，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到年底，大家粗略地算了一下，杨淑贤多工作１２００多小时，并为国家节约了价值６００多元的原辅材料。
何止是１９８２年！杨淑贤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水泥厂打石子，还是在汽车大修厂当修理工，她都勤勤恳恳地工作。后来，组织上调她当喷漆工，在这个又苦又脏的岗位上，她一干就是２０多年。当了班长以后，她更是以身作则，时时处处干在前。
１９８３年夏天，杨淑贤腰上、腿上长了几个大疖子，加上肾病，疼痛使她蹲不下、站不起，大家劝她休息两天。杨淑贤想到有一批活要出口，喷漆任务急，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能躺倒呢？她咬着牙坚持工作。同志们让她坐着指挥，她却往活多的地方挤。在搬一个部件时，不慎碰了腿上的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她险些跌倒，一个徒弟扶住她，心疼地责怪她：“杨师傅，您真是不要命了。”就这样，她硬是为了不耽误生产挺过来了。
１９８４年，全厂生产任务成倍地增加，部件源源不断地堆入喷漆工序。为了不拖全厂的后腿，杨淑贤就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又连班转起来了。她和大伙儿一块儿干完上午的活，别人都下班了，她一个人留在车间，冒着７０多度的高温烤完上午喷出来的部件。下午又经常加班到深夜。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她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有时连饭碗都懒得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把生命融入工作和事业，苦和累还算得了什么呢？一次，她胳膊扭伤了，肿得像小碗口一样粗，挂一件３０多斤重的烤漆件，她要费好大的劲，不巧挂部件时又被钉子扎了脚，血流不止，她匆匆包扎了一下又干开了。女儿给妈妈送来午饭，偌大的车间，只见妈妈一个人一拐一拐地来回搬运，头上的汗珠顺脖子往下流，满身、满脸，甚至连牙上都是油漆。女儿说了声“妈妈，您吃饭吧”，就抽泣着从妈妈手中接过部件，随即又去搬另一个部件了。
一天，杨淑贤患了重感冒，肾病也发作，高烧３９度，她挣扎着爬起来，吃了两片药又上班了。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实在支撑不住了，昏倒在厂区的路上，领导和同志们发现后，把她抬回家，从她的衣袋里发现了揉皱的病假条和几个药片。在场的人被这情景深深感动了，难怪同志们称她为“铁打的女将。”
（三）
杨淑贤深深地爱自己的家，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们生活得欢乐、幸福些。尽管她工作很忙，在节假日，还是同丈夫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游玩。尽管她家生活很困难，仍按时给住在农村老家的公婆寄钱。
然而，在她心的天平上，厂总是比家沉。
１９８２年夏天，厂里的汽车要喷漆，到外头去喷这批活，要花好几千元，杨淑贤向领导请求，这批活喷漆班全包了。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她几天没回家。可正在这时候，她的二儿子病了。几天后，她回到家里，孩子的病加重了，哭闹着什么也不吃，而丈夫又领着全厂的人抗洪去了。杨淑贤急忙背着孩子来到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凶恶的病魔还是无情地吞噬了孩子１５岁的生命。
孩子去世以后，杨淑贤的心像刀剜了一样。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她强压悲痛，在孩子去世的第３天，又投入了工作。
１９８４年端午节到了。杨淑贤一清早就对丈夫说：“下午咱们吃凉糕吧，我买白糖。”下午一下班，张义一边和孩子们逗乐，一边做凉糕。不一会儿，黄米的、江米的凉糕发出诱人的香味，孩子们围在桌子旁等妈妈回来，一直等到１０点多，杨淑贤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孩子们盼回了妈妈，蜂拥着扑到妈妈怀里：“妈妈，白糖呢？”杨淑贤歉意地摸着孩子的脸蛋——她工作一忙，早把买白糖的事忘了。看着妻子如此忘我，张义的心矛盾极了。为了她的身体，得让她休息；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理解妻子的心。
（四）
几年来，杨淑贤先后６次被评为厂、市、自治区劳动模范，１９８３年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１９８７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杨淑贤没有减慢工作速度来欣赏一下荣誉，她干得更猛了。
１９８４年底，市总工会和厂领导关心杨淑贤的健康，让她去青岛疗养，她开始说什么也不去，在领导再三劝说下，她抱着一线治好病的希望去了，但总惦着厂里的生产任务，结果，３个月的疗养期，她２０天就回来了。
厂里领导考虑她的身体，几次要调她到厂工会工作，她执意不肯。她说：“喷漆工作又脏又苦，但又必须有人干。我是个党员，应当做最艰苦的工作。”领导拗不过她，只好依了。
去年７月，全厂质量大检查，杨淑贤因为贡献大受到厂里表扬，并得到奖金５０元。她把钱交给车间主任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帐上。”厂里几次调资，她总是让，说：“我是一个党员，在物质利益面前应该首先想着别人。”
杨淑贤太累了。有一次她正在喷漆，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领导闻讯赶来，大惊失色，下令：“快送医院！”她急得哭了：“让我再多干点吧，党对我的恩情胜过我的贡献。”说完，她又操起喷枪。
１９８７年，杨淑贤退休了。许多厂家以每月２００元至３００元的高薪聘请她，她放着大钱不挣，却办理了退休留用手续，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别人都说杨淑贤太傻了。按照劳保条例，“全国三八红旗手”退休费百分之百。如果受聘，她的月收入将不下３５０元。然而，留在厂里，一分不多拿。有些人不解地问：“杨师傅，您这样没命地干，你究竟图个啥？”杨淑贤却笑笑说：“不图啥，只图不白当一回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