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为稳定经济所作的巨大贡献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为稳定经济所作的巨大贡献
余秋里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作为当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身临其境，对于周总理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如何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并使生产建设稍有前进，都是亲眼所见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一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批斗、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也运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费尽心机要把整个经济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总理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二
１９６７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总理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整个经济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忧心如焚。５月３１日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主席支持总理的意见。下午，总理就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总理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自己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致使他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
进入１９６８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说１９６７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１９６８年连制订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没有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到了年底，周总理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１２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也没有订出一个１９６９年的计划。１２月２５日晚，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我也参加了。原来打算通过总理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对调入的物资又要求多调入，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总理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今天是１２月２６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今天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吃过寿面，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３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５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这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１９６９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值得自己永远学习。
三
人民要吃饭，农业要上去，这是周总理时时刻刻挂念的问题。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抓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那样日理万机，疲于应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个个事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松抓农业。他一方面及时纠正一度出现的农村“平调”现象，稳定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挤出时间亲自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部署农业生产，落实各项支援农业的措施。１９６８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把这件事当作改变华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对待。此后，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周总理和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总理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１６０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１９６８年以后，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每年以３０多万眼的速度持续前进。这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２００万眼机电井，１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这是周总理２０年前所作的正确决策结下的丰硕成果。
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２０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１９７１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１９７２年１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１３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１３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１３００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
“文革”十年，由于周总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四
１９７１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９·１３”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两年连续下降以后，１９６９年开始回升，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１９７１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５０００万人，工资总额突破３００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８００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１９７２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根据总理的指示，１９７２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准备召开１９７３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指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１９７３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总理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６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１９６９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９·１３’，影响到１９７３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１９７０年基本建设大膨胀，１９７２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在抓经济整顿，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订的。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１９６９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１９７０年８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９·１３”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１９７２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４３亿美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１９７３年１月２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１５６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２６个大型骨干项目。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六
１９７４年初，“四人帮”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丧心病狂地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把罪恶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这股逆流，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局势又动乱起来，刚刚开始好转的全国经济又急剧恶化。
毛主席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１９７４年７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鉴于周总理病情严重，１０月４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一个严重障碍。他们更加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中央在１０月１１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意见，不接受毛主席的警告、批评，加紧进行篡权组阁活动。１０月１７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诬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至１０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这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１月１３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２月１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总理在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坚定地大刀阔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国的局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又开始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日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更加令人担忧，我虽然不可能再直接聆听总理的指示、教诲，但仍能从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听到总理的一些指示。
１９７６年初我在广州，１月７日接到王震同志的电话，告诉我总理病危，要我赶快回来见老人家一面。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想赶快找到飞机飞回北京。１月８日我乘飞机回北京，原想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但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此时此刻，我满含悲痛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他一生所依靠的并为之服务的十亿中国人民。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１４年了。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