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来话艰辛——一个自费赴日就读生的感受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留学归来话艰辛
——一个自费赴日就读生的感受
张雷
我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自费去日本读书，不久前回到故乡上海。在日本两年多，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钱维持生活，饱尝了生活的艰难。
记得我一到东京，就急着想找一份工作，首先想到是去餐馆打工。
东京的餐馆多不胜数，而且十家餐馆中总有两三家门口贴着招工告示。我满怀希望，便壮胆冲了几家，不料都被谢绝了。
与我同住的小高告诉我说：“你不要看招工告示多，大多是骗人的。这种骗人的告示，无非是想告诉外界此店生意兴隆，用以招徕顾客。也有些餐馆确实需要人，但不会雇用外国人，尤其不会雇用中国人。所以，能够允许中国人打工的餐馆就变得凤毛麟角了。”
小高劝我不要着急，到东京来的中国人，一个月、两个月找不到工作的多着呢！
我能不着急吗？尽管我一天三顿吃干面包（东京的大米特别贵，我已数周不吃米饭了），但面包也得花钱买呀！再说以后的学费从哪儿来呢？
我想，最好小高能陪我去找工作，他先来日本，日语比我好。可是小高没有时间。他每天上午９点到下午１点读书，一点半到家。午饭后睡觉，晚上８点起床，９点开始打工，直至翌日清晨５点，回家后略睡一会儿，又得匆匆起床了。所以我不好意思开口提要求。
一天，小高好不容易抽时间陪我去找他的一个亲戚帮忙，他亲戚说他打工的酒吧需要人。小高的亲戚把我介绍给了老板，老板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我猜想是讲“可以考虑考虑”，以为有希望了。谁知小高告诉我，老板讲“考虑考虑”，是一种拒绝的托词。我又失望了。
东京有一个地方叫高田马场。一些建筑工地需要临时工，就到高田马场招募劳动力。刚到东京的中国人，大多都到这里求过工。我想去那里试试。第二天我起了个早，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６点钟赶到高田马场，不料已经有不少中国人比我先到了。几个工头模样的日本人走来走去，我有意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工头注意我了，走过来，与我对话几句，料到我是中国人，便走开了。我心中忧愤、悲哀，无地自容。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为了生计，明天还得再去。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高田马场。和一个也是求工的年轻日本人，用生硬的日语攀谈起来，说希望能与他一起工作。他很高兴。后来，他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工头，那工头看了看我，竟同意了。
从高田马场招去的短工，样样杂活都得干。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开始是装运碎水泥块，把敲下来的碎水泥块装进麻袋里（每袋约三四十公斤重）背走。后来又搬钢筋。最使我叫苦不迭的是要我和那个日本人把两叠有一人多高的五夹板从一楼传到二楼去。两叠传完，我瘫倒在地上了。那工头嫌我五夹板堆放得不整齐，狠狠地骂了我几句。
一天总算过去了。我拿到８０００日元。那日本人拿到１１０００日元。虽然两人干同样的活，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工资差别却是悬殊的。次日，我腰酸背痛得不想起床，但想到找工作的艰难，咬咬牙又去了。
就这样，我和他一起干了４天。第五天，我实在累得不能动了，便没再去。我从高田马场赚来３２０００日元，这点钱总算可以维持我一段时间的生活。
巧得很，就在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小高替我在一家点心工场找了一份工作。我在工场里干杂务工，一会儿洗工具，一会儿拌肉切菜。工作不很重，但一分钟也不能歇。尽管１小时只有６００日元，我仍十分珍惜这份固定的工作。我明白，如果一有差错，就会被老板敲掉饭碗。
天有不测风云。我突然病倒了。我把从上海带来的去痛、消炎药片吞入肚中，却不见效果。小高说：“你暂时不读书可以，但不打工不行。”他告诉我，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女就读生因寻不到工作，同住的女友又催她付房租，她心力交瘁，胃病复发，躺在床上一筹莫展。她想，出国时已经债台高筑，眼下又无钱回家乡，无颜再见家乡父老，走投无路之际，便纵身跳下地铁，命归黄泉。小高最后说：“你是男子汉，为了生计，能站得起来，就得去打工！”我知道，如果我连续几天不去打工，工作就会丢失。于是我扶着墙壁硬挺了起来……
　　　（原载１月１２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