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记北京理工大学的一群优秀青年教师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
——记北京理工大学的一群优秀青年教师
《北京日报》记者 纪涛 通讯员 鞠红
几日前，记者给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孙教授拨通了电话：想采访一些青年教师。语音未落，朱校长就接上了：“明天来吧，我给你开个大名单。”
头发花白的朱校长真的把一长串名单搁在了我面前，他笑眯眯地一个个地介绍着，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年轻人。”教授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你要是接触了他们，也会感到充满活力。希望，就在这代青年人身上。”
拳拳赤子心
刚过而立之年的孙逢春穿着一件普通的茄克衫，一点也不像刚从联邦德国归来的博士。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对记者的提问毫不意外：“回来时好多人问我，都动乱了你怎么还回来？其实，柏林工业大学的一些教授也这样问过我，他们希望我能留下。”的确，作为国家教委首批派出的中德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孙逢春是让他的导师——著名的柏林工大汽车研究所专家魏鲁近特教授吃惊的，这个中国青年仅用一年时间就把别人五年的研究工作都干完了。教授提出：“我和中国方面联系，你留下再干一年，博士学位由我们柏林工大给。”
“可我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国家的学位呢？”孙逢春很自然地和记者谈起了自己在黄土地上耕作的父母，谈起了自己的中国导师——当年与钱学森博士等一起回国的留美学者陈肖南。“作为中国人，走出国门才更深地体验到国家的强盛是多么重要。”孙逢春说：“就说西方给留学生的奖学金吧，给中国学生的就比欧美、日本的少得多，为什么？中国穷。我们总不能让中国老穷下去吧！我们中国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干。”就这样，孙逢春如期归国，留校工作。与他同期归来的还有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理工大学公派留学生孙茂堂。记者未见到他，踏上国土不久，这个年轻人便出差跑业务去了。
５月１５日，就在孙逢春他们回国之时，青年副教授冯顺山主持的一项导弹部件设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了部委级鉴定。１０月下旬，他主持的另一项大型实验又将进行鉴定。冯顺山正在同时进行的几个重要科研课题，也都是国家级、部委级的。
记者问：“你都３７岁了，还没出国进修学习过，最近的这次公派出国交流怎么又放弃了？”冯顺山曾获得过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两项部委级科技奖，学校的青年教师都说：冯顺山要提出出国，我们就全不争了。
冯顺山挺平静地笑了笑：“你看我走得开吗？”是啊，如果冯顺山要走，他早走了——两次进修外语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都放弃了，而把自己所在的极其普通的实验室建成了全行业中的先进实验室，并被列为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Ａ级实验室。现在，冯顺山又担任了系副主任，事务缠身。“可这些事得有人干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已经可以主持一方面的工作了，就应该全力以赴。”冯顺山的话就这么简单。
中国人，有志气
真是不谋而合——去年从联邦德国获得学位归来的匡镜明博士也这么说：“我走不开——现在得全力以赴地干。”记者见到这位新上任的年轻系副主任时，听到了这样的话。
６月４日，匡镜明在联邦德国的导师来电，询问他的安全和研究工作。匡镜明坦率地告诉记者：“这位学者是希望我能回到他那里工作。”匡镜明的导师以严著称，他带过的１２个博士，都是干了四五年才毕业。匡镜明是唯一不到四年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同行们告诉他，凭教授的名气，你在这儿干，每月可比别人多拿１５００马克。匡镜明笑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想回去干点事。”谈了好久，教授终于点头了：“好！中国人是有志气。你的写字台、计算机，我全给你留着，你可以随时回来。”
说到这儿，匡镜明又笑了：“我当副主任这两个月，科研、备课全是在晚上干，白天全搞管理工作，可我不能推辞，不能全为自己，得做些奉献——学校里这样做奉献的人不少，从校长到最年轻的副教授，没有这些人，事业没法搞。”匡镜明说完又匆匆忙忙安排新生课程去了，整个采访不过半个小时。
李荣志是理工大学两位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他干的事比匡镜明还要琐碎——三年前，他主动兼任了三个班的辅导员。记者听说，在那动乱的日子里，学生们纷纷去找李荣志，想游行，要声援天安门广场。他们相信：李老师肯定会支持，他是从“民主自由的发源地”巴黎留学归来的。
谁知，这时还忙着试验的李荣志大光其火：“声援——这不是把绝食的大学生往死路上推吗？谁也不准去！”
学生们惊愕了。一个学生问：“李老师，你为什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做得对！”李荣志毫不犹豫，理直气壮。他告诉学生，正因为我在西方生活过，才真正了解那里的民主自由是怎么回事……说通了这一拨，又来了另一拨，李荣志就再说。奔波于实验室和学生宿舍之间，他经常说得嗓音嘶哑，直至６月６日，他才松了一口气。他带的百十名学生一个也没卷进动乱中去。
李荣志更高兴的是，７月６日，他所在的科研组承担的“国家８６·３高技术工程”项目“等离子体喷射法制备金刚石薄膜”获得了成功。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项尖端研究，申请了两项国家专利，现在，他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同时，又新参加了一个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研究。这位２８岁的副教授对记者说：“当年我提前回国就是为了多干点事。学校和国家有这么多事可干，我能不拚命干吗？”
用知识报效祖国
见到熊景杰之前，记者了解到，硕士毕业留校四年来，熊景杰一直在学校设备处负责设备的引进和计算机的购置、维修，成了小有名气的“计算机通”。于是不少地方开始“挖”他：深圳两家合资公司，一个可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保他拿高薪；国外赫赫有名的某大企业集团要给他优厚的物质待遇……熊景杰一个也没答应。去年底，他考上了驻外使馆科技参赞，可学校一问：“你走了谁来干呢？”小熊也就不说什么了。
熊景杰说：“我是看着祖国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就是喜欢她。现在我们每年都引进百万美元的设备，刚到设备科时，物理系的郭础教授对我说：‘小熊，现在咱们平均生活水平不到３００美元，你买设备时省个零头，就够２００个农民干一年的。有本事，和外国人争。’”小熊说到这儿抬起了头：“当时我问，‘您是党员吗？’教授挺自豪，‘我党龄比你年龄还长呢！’学校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我的导师曹根瑞几乎每周都在机房干四五个晚上，谁也没给过他加班费。”记者知道，小熊晚上加班也不计其数，从未领过什么加班费。
记者的采访本上，还记下了刚刚完成我国首次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控制轧钢管理系统的青年博士张迪生，刚刚获得校青年教师教学观摩奖的青年讲师陆晨，获得市优秀教学成果奖的青年讲师魏发辰，被评为市优秀教师的２７岁的副教授李红平等。他们都有不平凡的业绩。近三年，理工大学破格提拔了２０名青年教授、副教授，记者也仅仅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去年被团中央、全国青联评为“全国青年十杰”的冯长根的一段话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我是从国家投资办学中取得了成才优势的。对我来说，用知识报效祖国是天经地义的。”
祖国——青年的希望。
青年——祖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