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脚印——记文化里村支部书记祝卫思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闪光的脚印
——记文化里村支部书记祝卫思
王颖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将烟台牟平县的宁海镇称之为全国第一镇，因为这个镇一年的产值达到了五亿元。
该镇６５个村，仿佛６５家“诸侯”，农渔工副，几乎家家有联合企业，个个有不同的致富门路，你追我赶，各自争雄，比较起来，犹如当年的地道战——“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若真个像水泊梁山排起座次来，第一二位当然首推新牟里的常宗琳和西关村的李德海，他们或是全国十大企业家之一，或是全国知名人士，已成为宁海镇的骄傲。那么第三位属谁呢？就固定资产而言，该推文化里村的祝卫思了。
祝卫思是个毕业于牟平县农业中学的初中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小青年。１４年前，当他２４岁荣任文化里大队支部书记时，全村人干一年活才能闹几万块钱。今天，他手下拥有六对打渔船１１００吨位，有捕捞、养殖、水产加工、冷藏构成一体的渔业公司，还有塑料厂、焊接管厂、金属结构厂、内燃机配件厂、氧气厂、乙炔厂、服装厂等等工厂，这１９个核算单位，固定资产就达３０００多万元，仅１９８８年一年就为文化里挣来了６７０万的纯利润。这个村实际只有５００多个劳动力（不算外招工），等于说一个劳动力能挣一万多元的利润。这前后的对比虽不能使他沉醉，也可以大感欣慰了。
然而，我们要讲的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的思想境界。
祝卫思是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又是一个拥有十几家工厂的企业家，他手下有好几千万元的资产，这些资产虽不是他个人所有，却是他领头干出来的。他个人及全家多占点吃点享受一点，谁敢有二话？我见惯了那些住着豪华宾馆、乘着奔驰车到处溜达、宴会桌便是谈判桌的企业家，以为祝卫思也是这样一个人。但一见面深谈，印象与想象大相径庭。坐在我面前的祝卫思既不穿西装、不扎领带，连住的地方也是三人一间的小招待所。听旁人介绍，他外出从不坐软卧，没有硬卧就实打实地买硬座，到城市里办事，挤的是公共汽车……除了他已经变化了的头脑和思想，一切穿着做派仍像一个非常朴素的青年农民。
如果他是穷乡僻壤里的村支书，这还好理解，说他是个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十几家工厂、公司的总经理，这就有些难以令人置信了。是什么观念塑造了他今天的形象？
“要闹钱并不困难，守着那么多核算单位，一个单位来一点‘进贡’，我很快就会富起来。如果我脸皮老点，拨个电话，张张口，伸伸手，三万五万就可能到手了，可我从没有这样干过。”
我开玩笑说：“光你的工资一年也得两、三万吧？你是不是装穷？”
“我的确穷，到现在还欠着债，家里除了李德海卖给我的１３００元的电视机，连电冰箱也买不起。”
这怎么可能？我有些惊奇。
“你不要不信，我说了你就相信了。”他顿了顿，“我的收入比一般社员还低。”
“不是讲按劳取酬嘛？你贡献最大，为什么不多拿？”
“我自愿！”
“为什么要这样？”我越发奇怪了。然而，渐渐地，我终于开始敬佩起这个“傻子”来。
他说，还是在他没有当书记前，有一件事给他很深的印象。一次他走在公路上，看见一个村子里正在盖房子，碎石机搅拌机隆隆地响，帮着盖房子的民工一大群。他问护路的老头，这是谁家在盖房？那老大爷气愤地回答：“还能有谁？一个村一个！”他明白了，老人指的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那年头，村支部书记权力最大，搞特权的也多。老百姓有句顺口溜：新房盖好，书记卸套。他在农村这些年，走马灯似地撤换书记的场面看得不少，因此，他上台时，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做个群众信得过的书记！做个群众和干部都把你当作榜样的书记！他说道：“《西游记》里有个猪八戒，那是菩萨给他取的名字，规定他要遵守八条戒律。可他好吃懒做，一条也不遵守。我则给自己规定了三条戒律——一：不到群众家去喝酒吃饭。二：不收受群众送来的钱财礼品。三：吃亏在前，享乐在后。”
这三条戒律好订，但要实行起来，绝非是易事。群众请干部吃饭，理由能找一百条：什么盖新房上梁大吉啦，红白喜事啦，逢年过节呀……贪嘴的干部，可以天天喝得醺醺大醉，可只要筷子头一动，许多不符合原则的事也只得帮着办了。还有送礼之风，普遍而又普遍，尤其是群众都富了，买点礼品还不是小菜一碟！但这个祝卫思，却是油盐不进的榆头疙瘩。开始，还有群众叫他去喝酒，送礼的事也有好几起，他硬是顶住了，把礼品退回去了。近五、六年来，大家摸透了书记的脾气，再没有人来碰钉子了。
一位渔业队的负责人告诉我：“按理，我们每年打几千吨鱼，书记去拿几条鱼吃吃，算得了什么？老祝从没有去拿过一条鱼吃。我的老家是荣成市的，我回家同我的亲戚朋友一说，他们有人瞪大了眼：‘啊，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干部呀？’”
这样的干部的确有，祝卫思就是其中一个。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本身就是榜样，所以有无穷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他说：“我是总经理，又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所有的做法，都应当符合这双重身份！”
现在我们再从住房问题看祝卫思的内心世界。
中国的农民，把盖新房子看成重要而又重要的大事，他们一辈传一辈，一代接一代，从成年累月的生活习俗中凝结成一条不变的规律：富了，钱多了，就要早早给自己换新房，给儿子盖新房，让他们长大了结婚有房子住。钱愈多，圈地也愈多，房屋盖得也愈漂亮。至于土地在逐年减少，将来有朝一日或许会把耕地占光，这问题很少有人考虑。
说很少，不是没有，祝卫思就是其中一个。
文化里的土地很少，只有３００亩，平均每人四、五分地。祝卫思算了一下：十年中大约要增盖２００户住房，每户占地两分半，就要占５０亩地，这还不算上老房扩建和兴修厂房的用地。长此下去，６０年后，文化里已没有一亩土地可种了。
在一次全村群众大会上，他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宣布了禁令：“……现在，大伙手头上有些钱了，一阔，先想着盖房子，为儿孙造福，这没错！要说错，错在无计划地乱扩建房子、盖新房，这样下去，很快没地种，没粮食吃了。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再盖新房，也不准在旧宅基地上改造房子。村里决心已下，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要统一考虑解决大家的盖房问题。谁要是不听号令，盖了也白搭！”
他宣布的禁令算数，他许了的愿也算数！
从１９８５年起，他先后盖了三幢五层楼房，共能住下１８０户人家。文化里原有住户２４０户，加上新迁入的１０２户，还有１６２户的住房，等１９９０年后再完工。这１８０户住房，只占用了５０户住房的土地，他为文化里节省了１３０个两分半地。
这些住房每个单元户的建筑面积为８０到９０平方米，室内有盆池，夏天三日，冬天十日供应一天热水。
“这样高级的住房，群众买得起吗？”我是按照城市买商品房的概念在思考问题的。
“有些村是采取卖商品房办法的，我们不是！”祝卫思说：“收旧房，我照每米６０元收，卖新房，我按６５元，旧房换新房，一平方米只要５块钱。住户实际只掏５００元不到，就买到了新房，我把所有权给了他们。”
天，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等于四五百块钱买下了一幢厅局长住的房舍，等于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当然是你用村里的公共积累，或者是说公司的公共积累补贴的结果了，你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
祝卫思想都没想，“盖五幢楼花６５０万元，只回收１５０万元，也就是说贴出去了５００万元，五年平均，我们每年向文化里村民贴１００万。”
文化里不到１０００人口，这就是说，每年花在群众住房方面的费用是人均１０００元。
而正是在这个房屋问题上，祝卫思又干了一桩叫人们费解的“傻事儿”。
祝卫思一家三口人，长期住着２６平方米的两间半平房，他早该为自己扩建几间新房了。他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也想过不止一遍，凭他是书记兼总经理的地位，盖上四、五间一幢新房，买便宜砖瓦木料，动用本村建筑工人，顶多花三四千元就拿下来了。闹好了甚至可以不花钱，兴许还能捞一票。而旧房换新房的政策又是他制定的，他如果早两年便有了足够的平方米数，一方换一方，他也只花四百多元便住上了８０平方米的新居。结果，他硬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走，他一直没有扩建平房，干巴巴用他２６平米来兑换，不，他还认认真真划出１４平方米给了兄弟，自己还余１２平方，这１２平方米可以花五块一平方米去换新房，还有六十多平方米则每方硬碰硬用１３０元去买，以至他多花了八、九千块的“冤枉钱”。他所以负债全在于此。
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吃亏的圈套，他自己心甘情愿地钻了。一个使全村有了数千万资产的村支部书记、总经理，居然自个儿还欠着债，这岂非是一桩可以写进“中国之最”里去的怪事！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祝卫思是如何对待国家、集体、群众和个人利益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祝卫思计谋智慧的使用方向！而这种使用方向正是他这个共产党员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