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革命的农学家吴觉农同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革命的农学家吴觉农同志
陈翰笙　孙晓村　薛暮桥　冯和法　秦柳方
我国著名的农学家吴觉农同志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北京病逝，终年９２岁。我们同他相处６０多年，缅怀他的事迹，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共事的岁月，深感他的一生是为民族振兴和祖国富强奋斗不息的一生。对他的去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
在振兴茶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觉农同志生于１９世纪末年，由于看到清末民初政府腐败、列强侵凌、生产落后、民不聊生，因而立志振兴农业，以农立国，故取名“觉农”。他的家乡是浙江上虞，农民多以产茶为主要副业。在历史上，茶叶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华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逐年衰落，有见于此，他在农业中更专注于茶叶。
觉农同志毕业于浙江农专（浙农大前身），１９１９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几年中他参考了各国茶叶资料，撰写了《中国茶叶改革方针》等颇有见地的论文。１９２２年回国后，他当过农专教员，办过浙江省的合作事业、经管过上海市的园林场，有时还靠卖稿为生。１９３１年，他被邀负责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出口检验，从此同茶叶结下不解缘。在解放前的漫长年代，他带动一批志同道合的茶叶工作者，为振兴茶业开辟新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一，改进茶叶的产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以恢复华茶国际声誉；二，采取措施扩大外贸，他建议成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国营茶叶公司，限制洋商、茶栈对茶农的中间盘剥，以提高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三、注重科研和培育专业人才，１９４０年，经觉农同志提议，在重庆复旦大学创设了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的学生成为全国茶叶专业队伍的骨干力量；１９４１年他在出产名茶的福建武夷山麓创立第一所全国规模的茶叶研究所，亲任所长，开展了对茶叶的全面科学研究。
可是，任何想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努力，在旧中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和打击。觉农同志在实施统购统销计划时，损害了洋行买办和地方豪绅的利益，因而黑势力对他进行威胁和恫吓；国民党高层也视他为“异端”，他时常受到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掣肘和排挤，经管茶叶的公司和机构演变成为官僚资本争权夺利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觉农同志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他才得以施展抱负。建国初期，在党的方针指导下，经他和一些同志精心筹划，在全国建立了布局完整的茶叶产销体系，创设各种类型的机制茶厂，大力发展外销，增设和扩大高等院校的茶叶科系和科研机构，使茶叶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欠款，相当一部分是用茶叶偿还的。六、七十年代，我国茶叶生产受僵化体制的束缚，加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动乱，茶叶产销混乱，发展迟缓。粉碎“四人帮”后，觉农同志深信前途有望，虽届八十高龄，仍深入实际，不断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出有关管理体制、增加创汇和在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发展红茶等建议。
觉农同志毕生亲自从事茶叶科学和史料的研究，发表了丰富的论著，直到晚年仍笔耕不辍，他的著作充实了祖国农业的历史文库。觉农同志生前是中国茶叶学会的名誉理事长，由于他对茶叶事业的理论、实践及所作贡献，中国的茶叶工作者无不推崇他为茶界的一代宗师和“茶圣”。
为科学、为进步、为人民无私奉献
在我们同觉农同志相处中，都会感到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富于开拓精神。他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敢于创业，不畏艰险；他待人热诚，心怀率真，发现自己有不足或看法片面，也勇于改正。因此，在二、三十年代，想为科学文化或社会进步事业做些有益工作的人，都愿和他交往和合作。二十年代，他同章锡琛、胡愈之等同志以薪金和稿费白手起家开创“开明书店”，这个在新思潮激荡中应运而生的书店，得到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十年之内，“开明”发展成为几乎与“商务”、“中华”并驾齐驱的大书店，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时期，觉农同志还把很多精力放在两个与“农”有关的学术团体上。一个是在海内外负有盛誉的“中华农学会”，它荟萃了农学界知名的前辈和农林渔畜各科的后起之秀。觉农同志当时任农学会总干事，因缺少经费，办公地点一度设在他简朴的家里。学会出版刊物，召开年会，成为农学界交流学术、沟通情况的中心。抗战期间在重庆，觉农同志配合梁希同去推动学会工作，团结和影响了一批农业科学工作者。解放后，成立“中国农学会”，觉农同志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他逝世前，是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
觉农同志积极参加的另一个学术团体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三十年代初，陈翰笙同志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从事广泛的农村调查并发表论述，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与打击，进步青年被“开除”，翰笙同志也愤而去职。此后，以这批同志为基本力量，邀请农村经济学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起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１９３３年冬成立，第二年组织扩大，选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日常工作负责人是薛暮桥，会内建立了党的秘密领导小组。回顾当时，主要成员如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等很多同志已经去世，现尚健在的除本文的作者外，还有骆耕漠、徐雪寒、陈洪进、吴大琨等同志。研究会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开展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经觉农、晓村同志奔走，刊物才得以登记发行。《中国农村》发表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阐明党在六大提出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论点与托派进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评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等；研究会响应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农村工作者。这些活动都得到觉农同志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１９３６年２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所谓《告国人书》，指责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化身”，救国会以公开信的形式反击并秘密散发。《中国农村》接受我党文委的指示，在二卷三期上将信公开发表。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即勒令《中国农村》停刊。在这危急关头，觉农同志挺身而出，以他农业专家的身份和声望，向市党部书记长潘公展力争，刊物才得以复刊。这时期，研究会受到各种迫害和麻烦，大多由觉农同志出面周旋而转危为安。在当时上海反动统治的文化高压下，许多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往往短期内就遭查禁，《中国农村》则顽强屹立，直至抗战胜利后，它还以《文汇报》副刊的形式出版，研究会维持到新中国诞生，在完成历史任务后才宣布解散。这是许多同志呕心沥血奋斗的结果，也与觉农同志的努力拚搏分不开。
与我党肝胆相照，六十年风雨同舟
觉农同志青年时代就具有较强的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的同乡、同学夏衍、胡愈之、杨贤江等对他早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从日本回国后，他在《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常发表文章，除了农业，还涉及妇女、社会、经济、文教等各种问题，他的观点有明显同情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倾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将他所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等文选为参考教材。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他同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在上海商报上发表公开信，对国民党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提出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周恩来同志称赞这一行动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创举”。在白色恐怖笼罩时期，他不顾自身安危，在家中掩护了刘鼎、吴先清等共产党人。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他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他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撰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等书刊，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当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曹孟君也在当地被拘押，觉农同志和另几位同志四出奔走，曾亲到南京营救。
抗战时期，觉农同志在重庆参加了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同志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这是在国统区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任务是配合党在白区的工作，积极贯彻党的团结抗战方针，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和团结军政各界上层人士。觉农同志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主要同“小民革”的任务相联系。抗战胜利后，“小民革”重心移到上海，觉农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他和当时在上海、南京的“小民革”同志经常碰头，研究分析国民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动向，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工作方向，宣传党的政策；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接受党托办的事项，如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担任“现代经济通讯社”董事长，为党提供经济信息，参与“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需物资等。解放战争后期，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他协助不少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自己留在上海同金仲华、曹孟君等同志组成“小民革”国内工作委员会坚持工作，他同上海工商界、科技界保持密切联系，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其它聚餐会、座谈会等形式，宣传当时形势，以扩大影响，稳住某些上层人士，使他们消除顾虑，增进认识，迎接解放。国民党统治濒临瓦解前，为防止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觉农同志曾接受党组织的托付，以他同汤恩伯“老同学”的关系，争取汤仿效傅作义将军的“北平方式”。由于情况复杂，这一试探未能成功。
１９４９年秋，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篇章。觉农同志来到北京，同许多共同战斗过的老友重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出席了开国大典，欢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以来四十年，他除担任过政府职务外，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和常委。第一届政协后，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觉农同志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不久被选为中央常委，对民建颇多建树。１９８８年夏，民建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觉农同志以年事恳辞，改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衷心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耄耋之年，仍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为推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竭尽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同觉农同志风雨同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一生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